楊曾文教授：巨贊法師對佛教教育的看法
在當代著名高僧中，巨贊法師是聲譽卓著的屈指可數者之一。巨贊法師在中國如火如荼的新民主革命的大潮中，向往光明和進步，追隨中國共產黨，堅決地站在廣大工農群眾的一邊，力所能及地做出了作為一位愛國愛教僧人應有的貢獻。在新中國成立後，積極參加佛教界的民主改革，參與籌備和建立全國佛教徒的愛國聯合組織中國佛教協會和中國佛學院，創辦《現代佛學》刊物，發展佛教文化文化教育事業，受到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贊揚。巨贊法師勤於學習，不僅博覽佛教經律論三藏，並且擁有深厚的文史修養，即使遭遇磨難困境也堅持學習，一生筆耕不辍，撰寫了大量文章。現在有朱哲居士編的《巨贊法師全集》行世，為我們了解和研究巨贊法師的事跡和思想提供了極大方便。
筆者在這裡主要根據朱哲居士主編《巨贊法師全集》中收錄的相關文章及以往看到的幾篇文章，著重介紹巨贊法師對佛教教育的一些看法。
一、巨贊法師和佛教教育事業
巨贊法師(1908－1984)，俗姓潘，名楚桐，曾用筆名萬均、古微等，江蘇省江陰市人。在具備大學學歷後，1931年在杭州靈隱寺出家。這一年日軍在東北發動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1937年又發動全面侵略中國的“七七”事變，從此中國山河破碎，生靈塗炭。中華民族男女老幼奮起抵抗，掀起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救亡的偉大斗爭。
在國難當頭的危機時刻，巨贊法師清醒地認識到自己作為一個普通中國人肩負的責任，雖身著僧裝，卻毅然決然地投身到全民抗戰的火熱斗爭之中。1939年巨贊法師在湖南衡山，積極聯絡和團結周圍的愛國僧眾，取得中國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的指導和幫助，發起組織“南岳佛道救難協會”、“佛教青年服務團”，參加宣傳民眾，支援前線等抗日救亡運動，在佛教界和社會民眾中產生很大影響。
巨贊法師出家後在輾轉各地的艱苦條件下，堅持閱讀佛教經典，學習佛教教理，同時研究中國佛教歷史，注意對各地佛教現狀的調查，對清末以來中國佛教界通行的弊病深有了解，經常思考如何結合時代對佛教進行改革的問題。巨贊法師也十分重視佛教界人才培養的問題。早在1933年巨贊法師尚在重慶缙雲山漢藏教理院學習期間就已經擔任了部分教課工作。1936年，他曾在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任教，1938年在湖南沩山佛學社任教。此後不久，南岳福嚴寺創立華嚴研究社，巨贊法師應聘擔任教師。在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巨贊法師在杭州靈隱寺期間，曾出任浙江省佛教會和杭州佛教會秘書長。第二年武林佛學院成立，他曾被推選為院長，在條件十分困難情況下致力於培養僧才的佛教教育事業。
新中國成立後，在黨和政府的領導和支援下，巨贊法師和趙樸初居士等佛教界的代表，共同發起和籌備成立了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學院。1956年中國佛學院成立後，巨贊法師出任副院長，並親自擔任授課，對佛學院不斷取得成績和畢業生擁有光明前途感到由衷的高興，在1961年畢業典禮上致詞中曾說：“在新中國已結束了過去社會所謂佛學院畢業出來的學僧前途茫茫，長夜漫漫的命運，畢業學員們要學習再學習，百尺竿頭更求進步。”(1961年8月《在畢業典禮上的講話(《節選》)[1]。然而以後經歷文革的非常時期，他曾遭遇不公正的待遇，致使他懷抱的對佛教教育的設想和抱負未能完全付諸實現。
二、注重培養愛國主義思想，有知識、重學術的人才
巨贊法師一生，是愛國的一生，現存多篇他論述愛國主義思想的文章，例如1940年在全面抗戰，全民動員，反對日寇的形勢下寫的《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中提到，新佛教運動應當站在時代前列，“揭示佛陀犧牲無我的精神，外搞強敵，內化民賊，從自力更生的中華民族領土裡，完成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建設人間的極樂世界。前進的佛教同仁，團結起來！”[2]可以說，這種愛國主義思想貫徹在所從事佛教教務和教育活動當中。在新中國成立後，在1951年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中，巨贊法師寫了《論佛教的愛國主義》，專門論證佛教是如何主張愛國，佛教徒應當積極參加反抗侵略，保衛祖國的正文斗爭。此後，他還結合形勢先後寫了《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的文章，其中貫徹著他對祖國、對人民的熾熱感情，號召佛教徒應當熱愛祖國，懷抱愛國主義的熱情參加祖國經濟、科技文化建設的實踐。這種思想也是他寄希望於全國年青的學僧的，自然貫徹在他的教育思想中。
巨贊法師對舊中國佛教界眾多僧人文化水准低下，素質不高，特別對佛教界蔓延著的懶散、不顧大局、派別內讧及種種弊病深感不安，常常考慮如何結合新佛教運動的改革措施加以解決。他認為最好的辦法是通過佛教文化教育提高僧眾的素質，在佛教教團內部形成一個良好的氛圍，使得更多有才華的人才願意出家為僧，使佛教獲得新的生命。1941年他在《獅子吼月刊》發表《佛教當前的一個嚴重問題》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當時有黃茂林居士雖想出家，卻不願在風氣不好的中國寺廟出家；邱晞明居士雖已出家，卻又看不慣一些僧人的表現而還俗。對此，巨贊法師十分感慨，特地撰寫此文評論此事，指出佛教界必須重視知識的學習，大聲疾呼：“有了知識，才有道德……，趕緊莊嚴我們的知識堡壘，然後聯合起來，用鐵的意志，來打開、來洗滌這龌龊的牢籠。”[3]他認為，為使眾多僧眾掌握知識，提高道德，就必須發展佛教教育事業。
對於如何發展佛教教育事業的問題，巨贊法師是密切結合他設想的新佛教運動的方針的。他認為，促進佛教適應時代發展的關鍵是對佛教進行革新，要在“生產化”、“學術化”兩個方面做出努力，清除以往佛教界存在的弊病，賦予佛教以新的生命。1940年巨贊法師寫的《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中提出了這種思想，說：
我以為整理僧伽，應該確定兩個目標，一，生產化；二，學術化。
生產化是僧徒各盡所能，生活自給。絕對避免土劣式的收租放債和買賣式的迷信營業。效法馬祖、百丈的自耕自食，或San Dona to Frale Torri寺院的從事手工業，是最妥當的辦法。這樣，做和尚並不是一種職業，而也能參加勞動生產。對於社會經濟，關系最大……。我覺得目前一般僧徒之幾乎完全無知無識，原因是在懶；懶則由於身體之不健康，吃現成飯有以致之。生產化增加了僧界的健康，把懶的魔鬼從佛教界裡驅逐出去，則一切才有辦法。
學術化則恢復原始僧伽制度，使每一個廟都造成學術團體，而每一個和尚都是文化人。玄奘法師在印度學法的那爛陀寺，六朝慧遠法師所組織的東林寺，都是這種辦法。[4]
此外巨贊法師在1941年寫的《新佛教運動之史的研究》、1942年寫的《重申立場》中也闡釋過這種思想。
很清楚，巨贊法師提出的僧伽“生產化”的建議是想恢復唐代馬祖、百丈以來禅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禅並重傳統，組織僧眾參加生產勞動，改變佛教界長期存在的懶散，不求進取，追求安逸享受，嚴重脫離社會民眾的弊病；提出僧伽“學術化”的建議，則是為了發揚中國佛教重學術研究的傳統，引導僧人勤奮學習，開展佛學研究，以提高僧眾的素質和擴大佛教在社會民眾中的良好影響。巨贊法師還建議“整理教理”，運用佛教義理對現實社會的各種科學的、哲學的、政治的等等問題進行研究，向民眾作出通俗易懂的解答。他還提出對大藏經進行整理，加強對中國佛教史、佛教戒律和各宗教義的研究，加強對印度及東南亞各國佛教的研究和介紹，盡快做出成績。此外，巨贊法師還提出改進整頓寺院，重視培養僧才的建議。
巨贊法師在《為僧教育進一言》(載《佛教公論》第八號)中提出：主持辦僧教育者必須“以真實為法之心辦學”，不是為了“裝飾門面及追求個人名利”而辦學，造就人才也不能“貪多求速成”。這就是說，如果主持佛教教育者缺乏對佛教事業和佛教前途的高度責任心和使命感，沒有踏踏實實埋頭苦干的精神，是辦不好佛教教育事業的。他說學僧必須懂得“自度為先”，能夠“自度”方能度脫眾生的道理，應當端正學習態度，是為佛教事業而學習的。[5]他建議學僧閱讀1934年他在《佛教公論》上發表的《先自度論》。[6]這篇文章廣引相關佛典語句對僧人應先自度的道理作了說明。
應當說，巨贊法師以上這些主張與太虛法師提倡的“新佛教運動”是密切呼應的，對推動中國佛教界進步人士思考和進行革新佛教是發揮了積極作用的。
巨贊法師對佛教教育的主張在他1947年至1948年主持杭州武林佛學院期間得到部分貫徹。據方興居士《於獅子吼聽法音——憶巨贊法師》介紹，巨贊法師在武林佛學院實行開放式和啟發式教育，要求學僧不僅要勤奮閱讀佛典，而且要學習外語，閱讀文史哲等學科的書，關心國家大事，經常閱讀報紙新聞，認為只有深入了解“世間法”，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出世間的佛法。[7]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巨贊法師受中國共產黨有關領導的委托，寫出新中國佛教改革的方案轉前給黨組織。在北京解放以後，他聯合佛教界領袖和有識之士上書毛澤東主席和黨中央，對新中國佛教改革提出若干建設性意見，再次提出以“生產化”和“學術化”來樹立佛教正信，革除舊佛教中的封建糟粕，改進佛教組織以適應新中國的社會環境，為建設新中國作貢獻。
巨贊法師在中國佛學院成立後曾任副院長，並且向學僧授課。文革後中國佛學院恢復，他繼續關心佛學院的工作。他曾向友人表示，佛教教育應按照“生產化”和“學術化”的兩大目標來制定教學計劃，設置課程，在校學僧應當具備四個方面的知識和技能：(一)工、農、商、學、醫學等各行業的知識和職業技能；(二)寺廟管理和接待業務的知識；(三)文史哲等基礎知識；(四)較高的佛學水准。(方興居士《於獅子吼聽法音——憶巨贊法師》)可以想像，巨贊法師這種想法是經過長期的深思熟慮得出來的。
綜上所述，巨贊法師對中國佛教和佛教文化教育事業適應時代發展的問題是十分關心的，在不同時期對發展佛教教育提出探索性的建議並付諸實踐是非常可貴的，即使在今天仍有值得借鑒的地方。
注釋：
[1]《巨贊法師全集》第992頁。
[2]《巨贊法師全集》第727頁。
[3]《巨贊法師全集》第736頁。
[4]《巨贊法師全集》第728頁。
[5]《巨贊法師全集》第790－791頁。
[6]《巨贊法師全集》第799頁。
[7]方興的文章，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宗教組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名僧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