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的敦煌禅籍研究和敦博本《壇經》、《南宗定是非論》等文獻的學術價值

　　楊曾文
　　1943年北京大學向達(1900—1966)教授到敦煌訪查古寫經，從當地名士任子宜收藏的寫經中發現一冊梵夾式蝶裝本，上面抄有四個禅宗文獻：
　　《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首缺)；
　　《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禅門直了性壇語》；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
　　唐淨覺《注般若心經》，認為是五代或宋初的傳抄本。向達在1950年寫的《西征小記》中對此事作了報道，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極大關注。但此後這個抄本的下落不明。去年筆者才得悉這個抄本已被敦煌縣博物館收藏(編號77，下簡稱敦博本)，保存完好。此後承蒙敦煌縣博物館的同志提供照片，我們對此抄本作了校訂和研究，不久將以敦煌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北京大學考古系的署名，以《敦煌縣博物館所藏唐末五代寫本“壇經”、“南宗定是非論”等禅宗文獻研究》的書名，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敦博本《壇經》、《南宗定是非論》等禅宗文獻的發表，可以看作是敦煌禅籍研究的新時期的開始。
　　讓我們對60年來敦煌禅籍研究作一個簡要的回顧。
　　一、中日學者對敦煌禅籍的研究
　　本世紀初在我國敦煌發現大量古文書，其中大部分被掠取到國外，以英國大英博物館、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收藏最多，此外在蘇聯、日本也收藏一部分。北京圖書館僅將殘存的八千余卷收藏。其間不少文獻散落於民間，有的流散到外國。這些文書以唐宋寫本的佛教文獻為最多，語種除漢語外，還有藏語、於阗語以及梵語、粟特語。在佛教文獻中，禅宗文獻尤為珍貴。因為這些禅宗文獻主要是禅宗早期的語錄、史書，佚失已久，學術價值很高。
　　在對敦煌禅籍的調查和研究中，60年來中日學者已作出很大成績。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敦煌本《壇經》的發現和研究
　　日本學者矢吹慶輝(1879—1939)在1923年從倫敦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敦煌文書中發現《六祖壇經》，1928年校刊後收入《大正藏》，其影印收入《鳴沙余韻》之中。《壇經》是禅宗六祖慧能說法的集錄，是禅宗南宗的基本文獻。敦煌本《壇經》的發現，揭開了近代禅宗研究的序幕。
　　(1)明代以後，中日兩國流行的《壇經》是《明藏》所收的元代宗寶的改編本，其中有很多是後人所增加的內容。敦煌本《壇經》抄寫於唐末至宋初，篇幅小，不分章節，語言樸素，可以看得出，其中為後人所附加的內容比宗寶本少得多。人們由此得到啟發，《壇經》不是一種本子，宗寶本《壇經》不足以如實反映慧能的思想和南宗開創時的歷史。
　　(2)敦煌本《壇經》的發現，促使人們探尋唐宋時代流傳到日本的《壇經》諸本是否存在。後來在京都興聖寺發現宋初乾德五年(967)惠昕改編的《壇經》的翻印本，後來在加賀大乘寺、名古屋真福寺等地也發現此類《壇經》(時間有異)。通過研究，學者們認識到《壇經》有一個形成和演變的歷史，是禅宗思想和歷史發展的反映。
　　(3)敦煌本抄寫錯訛很多，鈴木大拙(1870—1966)借助於惠昕本作了校勘，此後陸續有不同校勘問世。中日學者對《壇經》各本的內容結構、禅法思想、彼此的異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歷史性的成果。
　　(4)在《壇經》作者和它的形成問題上，胡適提出是神會或其門下編著以來，已出現幾種有代表性的看法，但現在已逐漸向這樣一種看法靠攏，即《壇經》原本為慧能弟子法海集記，後來幾經改編，直到元代宗寶本出現。
　　然而應當指出，因敦煌本《壇經》錯漏字太多，現有各種校本都不能說已達到完善地步。同時，對《壇經》的形成與演變、《壇經》的內容還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二)神會遺著的發現和整理
　　神會(684—758)是慧能的弟子，為確立南宗的正統地位奠定了基礎。但他的著作長期以來湮沒無聞。1926年胡適(1891—1962)從巴黎國立圖書館的敦煌文書中發現四種神會遺著，一種是《神會語錄》(即《南陽和尚問答雜征義》殘卷)，另二種皆為《南宗定是非論》的殘卷，第四種是《顯宗記》殘卷。胡適回國後校寫為《神會和尚遺集》÷書出版。胡適晚年，在日本友人的幫助下，利用新發現的敦煌文書又重校了《南宗定是非論》，並校寫了《壇語》、《南陽和尚問答雜征義》等。
　　日本方面，1934年鈴木大拙校刊了石井光雄收藏的敦煌本《神會語錄》，其中有胡適本所沒有的“六代祖師傳”等內容。1936年又把在北京圖書館發現的敦煌寫本《壇語》校刊收入《校刊少室逸書》中發表。
　　中日學者對神會遺著的發現和校刊，為研究神會提供了寶貴資料。他們的研究成果，豐富了中國禅宗發展史的內容。
　　可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神會遺著除《壇語》、《顯宗記》外，皆為殘缺本。其中的三種《神會語錄》有的缺首部，有的缺尾部，而胡適晚年校定的《南宗定是非論》的下卷，缺字達四五百個之多，使許多段落難以讀通。此外，在對神會的生平、禅法特色的研究方面，還有待深入。
　　(三)關於早期禅宗語錄和史書
　　宋代以後，慧能創立的禅宗南宗盛行，有關早期禅宗及北宗文獻逐漸佚失。從敦煌遺書中發現這方面相當數量的資料，無疑是十分珍貴的。
　　敦煌禅籍中冠以菩提達摩之名的語錄很多，但其中真正與達摩有點關系的只有《二人四行論》。此論由鈴木大拙最早從北京圖書館發現，發表在《少室逸書》中。柳田聖山認為這是初期禅宗修持者(昙林、慧可、道育、向居士等)傳承禅法的記錄，非一人所著。此外還發現了弘忍所述的《修心要論》及牛頭禅派法融的《絕觀論》等。
　　這部分禅籍中最重要的發現是以神秀為代表的北宗的語錄和史書。北宗在唐“安史之亂”以前活躍在長江以北廣大地區，唐末才衰微。其中有神秀所述，弟子所記的《觀心論》、《大乘無生方便門》以及早期禅宗史書：唐淨覺《楞伽師資記》、杜朏《傳法寶記》、《歷代法寶記》。淨覺(約683-?)是神秀、玄赜的弟子，所著《注般若心經》也從敦煌遺書中發現，向達曾從任子宜藏經中抄過此書，後輾轉傳抄到國外。 日本柳田聖山在1967年以縮微膠卷S4556敦煌本為底本，參照向達手抄本作了校刊和研究，發表在他的《初期禅宗史書的研究》之中。
　　由於這部分早期禅宗語錄和史書的發現，為人們了解南宗興起以前禅宗思想和歷史提供了基本資料，從而結束了僅靠南宗資料研究禅宗的歷史。在這方面，日本學者在探尋資料、校勘、研究方面做出了寶貴貢獻。
　　二、敦tH本(任子宜本)《壇經》、《南宗定是非
　　論》等禅宗文獻的學術價值
　　敦博本原由任子宜在1935年發現於敦煌千佛山的上寺，上面抄有五個禅宗文獻，除向達指出的《南宗定是非論》、《壇語》、《壇經》、《注般若心經》之外，還有當為神會著的《南宗定邪正五更轉》及所附五言詩一首。五個珍貴文獻同抄在一個本子上是絕無僅有的。它們的發現，將把敦煌禅籍的研究向前推進一大步。
　　(一)原敦煌本《壇經》(S5475)雖經鈴木大拙及後來其他學者的校勘，但其中仍有不少遺漏和錯誤。敦博本《壇經》有42頁(84頁)，每半葉6行，行25字，共約12000字左右，題目與內容和敦煌本一樣，可以斷定它是同一種《壇經》的另一個抄本。
　　據筆者核查，敦煌本抄漏三行68字，使得前後文句不連貫，而敦博本此三行，只要稍作校正即可連成完句。僅舉一例：敦煌本在記述慧能講授禅法時說：“善知識，遇悟即成智”；敦博本為：“善知識，愚人智人，佛性本亦無差別，只緣迷悟；迷即為愚，悟即成智”。前者缺18字，又把“愚”寫成“遇”，造成“遇悟即成智”錯句。因為敦煌本錯字太多，雖經校勘也仍有難以讀通之處，如弘忍對弟子說：“各作一偈呈我，……或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為六代，火急急!”其中“火急急”不通，而敦博本作“火急作”，含意清楚。再如敦煌本有“但識佛心眾生，即能識佛”之句，其中“佛心眾生”不好理解，敦博本作“但識眾生，即能識佛”，證明“佛心”二字為誤加。
　　敦博本《壇經》的發現，使人重新考慮它與敦煌本所據的原本《壇經》(可稱之為“敦煌原本”)流傳的范圍和流行時間。因敦煌本、敦博本皆抄自同一種《壇經》，所以可以認為在唐末至宋初，敦煌一帶至少存在三個以上此種《壇經》抄本。此外，1930年羅福成在內蒙古黑河下游發現西夏文《壇經》(《北平圖書館館刊》4—3)，日本川上天山證明此是在西夏天賜禮盛國慶二年(1070)譯自敦煌本《壇經》的(川上文章見柳田聖山編《壇經諸本集成》附錄)。據此，敦煌原本《壇經》的西夏文本在11世紀已流傳西夏所占地區，即今寧夏、陝北、甘肅西北、內蒙一部分。
　　日本圓仁(794—864)在長安求得《曹溪山第六祖惠能大師說見性頓教直了成佛決定無疑法寶記壇經》(題：沙門法海集)；圓珍(814—891)在福州、溫州、台州求得《曹溪山第六祖慧能大師壇經》；朝鮮有古刊本《壇經》，題目與圓仁帶到日本的一樣，內題從慧能去世(713)“至寶歷二年午歲(826)得一百二十七矣”(日本江戶時代道忠《六祖法寶壇經生苕蒂》)。考慮到這些《壇經》皆題“法海集”，而惠昕本有“惠昕述”的事實，就有兩種可能：一是它們屬於比敦煌原本更早的法海所集《壇經》的祖本系統；一是它們屬於承法海祖本之後，經後人稍作改動的敦煌原本系統。對此有待發現新資料加以證明。
　　《壇經》從內容結構上看包括三部分：①說般若、禅法和授無相戒；②慧能自傳；③弟子機緣(師徒關系等)。其中①後世變化不大，變動最大的是③，據此可考察出《壇經》諸本的演變。從敦煌本、敦博本推定出來的敦煌原本的傳承世系是法海——道際——悟真，據其緣記部分有慧能死後二十年“定佛教是非”的話及二十八代祖的名稱，可斷定是承法海祖本之後，由神會弟子或受其影響的人所作的改編本(約在唐開元二十年至《寶林傳》出世的唐貞元十八年，即公元732—802之間)；從宋初惠昕本推定出的惠昕原本的傳承世系是法海一志道一彼岸一悟真一圓會，據惠昕之序，它是“文繁”之本，比敦煌原本的內容又有增加，約成書於9世紀前中期。契嵩(1007—1072)在改編《壇經》時社會上常見的《壇經》“文字鄙俚繁雜”(郎簡序)，此當為惠昕原本，而不是所據以改編為二卷十一門的惠昕本。契嵩改編本雖已不存，但元代德異本、宗寶本及明代曹溪原本皆屬此本系統。
　　(二)胡適最後校定的《南宗定是非論》有上下兩卷，雖比較完整，但上卷(P．3047)仍缺8字；下卷(P．3488．P．2045)篇幅大，殘缺達四五百字。敦博本首部所缺的是相當於胡校本上卷的前面大部分，約有1500字，其此本不僅包括它上卷的最後一小部分，而且包括它下卷的全部，而且字跡清晰，錯漏極少，可把胡校本所缺四五百字全部補足。我們以敦博本為底本，從胡校本上卷補其所缺的首部，參考胡校本，校寫出了迄今最完備的《南宗定是非論》。
　　在胡校本中一些因缺字讀不通的地方，敦博本都十分清楚。僅舉三例：①關於從達摩到慧能的六祖傳承衣法的世系，是神會與北宗辯論的重要內容，但胡校本大部空缺，而敦博本一字不缺；②敦博本有一段話：“從秀禅師已下出，將有二十余人說禅教人，並無傳授付囑，得說只沒說；從二十余人以下，近有數百余人說禅教人，並無大小，無師資情，共爭名利”，而敦煌本因缺字太多，意思不明；③神會批評北宗的“凝心人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的禅法是“調伏心”，又批評捨棄這種做法的禅法是“愚人法”，提出“離此調伏不調伏二法，即是能禅師行處”。這段內容也為胡校本所無。
　　唐開元二十年(732)神會在滑台(今河南滑縣東)與北宗僧人辯論，自稱“為天下學道者辨其是非，為天下學道者定其宗旨”，提出新的禅宗祖統說，說慧能南宗受傳祖傳袈裟，是禅門正統，禅法主頓；神秀、普寂的北宗沒有祖傳袈裟，不是禅門正統，禅法主漸。《南宗定是非論》主要是記述這次辯論的。長期以來此論佚失，僅靠宗密的著作可了解它的點滴內容。此論的發現，對研究唐中期禅宗的演變很有價值。現在又有了比較完備的校本，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便。
　　此外，敦博本《壇語》、《南宗定邪正五更轉》及五言詩、淨覺《注般若心經》，為校訂以往中日學者所作的校本也提供了新的東西，有參考價值。我們以它們為底本，吸收以往的研究成果，作出了新的校本。
　　禅宗對日中歷史文化都有深刻影響，中日學者都重視禅宗的研究。60年來在敦煌禅籍的發掘、校釋和研究方面已做出巨大成績，大大豐富了禅宗研究的內容。我們希望中日學者通過互相交流，互相學習，今後在禅宗思想和歷史的研究方面取得更大更新的成績。
　　(原載《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