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修平教授：《智慧與解脫——禅宗心性思想研究》序
洪修平
人們常說，佛教產生於印度，興盛在中國。佛教在中國得以興盛發展，並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禅宗的出現。禅宗是淵源於印度佛教而形成發展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它既融入了以儒、道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因子，更適應中國社會與文化的需求，同時又堅持了佛陀創教的根本情懷，強調依靠智慧而實現解脫，並將智慧賦予人的本性，認為人心本性自有般若之智，只要識心見性，便能覺悟成佛。
這樣，禅宗以禅命宗，就不是偶然的了。因為“禅”的本義即包括了止與觀、定與慧兩個方面的內容，被認為是“定慧之通稱”[1]，而止與觀或定與慧都離不開自心，定為心定，慧乃心悟。因此，中國禅宗特別繼承發展了印度佛教對人心的關懷，突出了“心”在解脫中的重要地位，把全部理論與實踐都落實在“心”的基礎上[2]。修禅即修心，禅悟即心悟。禅宗也就被稱為“心宗”，傳禅也稱“傳心”，解脫的境界就是心的開悟。
因此，牟永生博士的學位論文在選擇研究禅宗思想時，以智慧與解脫為主線，以禅宗心性思想的發展為脈絡，由此來展開對禅宗思想主要內容的揭示和探究，應該說，是抓住了問題的根本。
從根本上說，禅宗的禅法思想與所有的佛教理論和實踐一樣，都是圍繞著擺脫人生痛苦、實現人的解脫而展開的，只是隨著時空條件的變化和眾生根機的不同，禅師的方便接機各有不同而已，而這正體現出了佛法的對機與靈活的生命力，從一味禅法的方便演化中可以更好地把握並體悟佛法的根本要旨與禅法的真實意蘊，因此，歷史的溯源與禅跡的探尋，就成為十分必要。本書稿在追尋禅宗心性思想形成的文化資源的同時，又對禅宗心性思想的形成與演變做了梳理，然後再分別從心性空無觀、本體觀、價值觀、修養觀、覺悟觀、解脫觀與境界觀等七個方面來展開對禅宗心性論豐富內涵的挖掘與探究。這樣的安排，既揭示了禅宗心性思想的豐富與深厚，也表現出了作者獨具的匠心。
今年年初，我才為另一個已畢業的博士生韓鳳鳴副教授即將出版的博士論文《禅宗解脫論研究》撰序，今天又很高興地應邀為牟永生君的博士論文作序。牟永生君考入南京大學時，已是貴州大學哲學系的副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自己謙虛對佛道二教的哲學了解不多，因而在南大攻讀博士學位的三年中，特別在這方面下了功夫，並有意選取禅宗方面的研究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方面當然是考慮禅學研究是我多年的專業方向，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此來加強自己對佛教和佛學的了解，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和學科背景，這種努力我是十分贊賞的，反映出作者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及對學術的不懈追求。雖然近年來學術界關於禅宗的研究成果極為豐碩，牟永生君的研究在有些方面也有進一步深化的空間，但我相信，本書的出版，對推進禅學與禅宗的研究仍然是十分有意義的。
記得二十年前我的博士論文《禅宗的形成及其初期思想研究》(後出版時改為《禅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完成之後，在即將出版之際，任繼愈先生在為之所撰的序中說：“要求在一篇文章或一部書中解決很多問題是不可能的，也沒有必要。洪修平同志的這部著作，已完成它應有的任務。同時，給後來研究者留下充分發展的余地。要把一門學科的研究推向深入，擴大它的研究范圍，不是少數人，少數課題能解決得了的，要群策群力，從多角度進行研究。有了好的開始，就不愁沒有新的成果。”近二十年過去了，此時此刻，我一方面看到我國禅宗研究的不斷發展，成果斐然，另一方面也期待著有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繼續不斷地出現，以豐富和繁榮我們的中華文化研究，為當代的新文化建設提供源源不斷的文化資源和思想智慧。
是為序。
2008年暑期於南京大學港龍園宿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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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宗密《禅源諸诠集都序》卷一中說：“禅是天竺之語，具雲禅那，中華翻為思惟修，亦名靜虛，皆定慧之通稱也。”(《大正藏》第48冊，第399頁上)
[2] 關於佛教對人心的關懷以及中國佛教對此的繼承和發展，請參閱拙文《佛教的人心關懷及其現代意義》，載《首屆世界佛教論壇文集：和諧世界，從心開始》，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