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永海教授:從祖師禅到看話禅——宋元禅學管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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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祖師禅到看話禅——宋元禅學管窺
  賴永海
  中國佛教自會昌毀佛之後,由於經典、文物多遭破壞,各宗均呈頹勢,唯無須多少經典、儀軌之禅宗一枝獨秀。而禅宗自唐末、五代之後,又“一花開五葉”,出現了五祖分燈,其中:沩仰創立並繁興於唐末五代,開宗最先,衰亡亦最早,前後僅四世,仰山慧寂後四世即法系不明;法眼在五宗中創立最遲,興於五代末及宋初,至宋中葉即告衰亡;雲門一宗勃興於五代,大振於宋初,至雪窦重顯時宗風尤盛;曹洞宗自雲居道膺後即趨衰微,從芙蓉道楷後宗風再振,丹霞子淳下出宏智正覺,倡“默照禅”,是趙宋一代禅學之一大代表;臨濟在五宗中流傳時間最長,影響也最大,一至於有“臨天下”之說。該宗自石霜楚圓下分出黃龍、楊歧二系,大盛於宋中葉,至佛果克勤下出大意宗杲,倡“看話禅”,風行一代,對後世影響至為深遠。從傳法世系上說,此五宗均出於慧能門下,屬南宗禅;從禅宗自身的發展史說,此五宗均屬“分燈禅”。為了能更好地把握宋代禅學的思想特質,有必要先看看此時的禅學較諸以往的禅學在哪些方面發生了變化。
  一、從“不立文字”到“不離文字”
  宋元禅學有一個不同於前期禅宗的重要地方是出現了許多“語錄”、“燈錄”,甚而“評唱”、“擊節”。如果說,前期禅宗曾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為號召而在中國佛教界獨樹一幟,那麼,此時期的禅宗則又由“不立文字”一變而成為“不離文字”。
  宋元禅學的“不離文字”如溯其源頭,蓋來自於匯集各種“公案”及對“公案”的注解。
  所謂“公案”,原指官府之案牍,禅宗借用它指前輩師祖之言行范例,並以它作為判斷當前是非的准則,或以此機緣語句去探討“古德”的意蘊禅趣。正如中峰和尚在《山房夜話》中所說的:
  或問:佛祖機緣,世稱公案者何耶?幻曰:公案,
  乃喻乎公府之案牍也。法之所在,而王道之治亂系
  焉。公者,乃聖賢一其轍,天下同其途之至理也。案
  者,乃記聖賢為理之正文也。凡有天下者,未嘗無公
  府;有公府者,未嘗無案牍。蓋欲取以為法,而斷天
  下之不正者也。……夫佛祖機緣目之曰公案亦爾。
  (中峰和尚:《山房夜話》卷上)
  克勤禅師在《碧巖錄》第九十八則評唱中也說:“古人事不。獲已,對機垂示,後人喚作公案。”所謂“斗機鋒”,實際上也就是對“公案”之疑參,禅師之間或者師徒之間通過各種隱語、比喻、暗示甚而拳打腳踢、棒喝交加來繞路說禅。中國禅宗史上的“公案”,據《碧巖錄》的三教老人序說:“唱於唐而盛於宋,其來尚矣”。也就是說“公案”非後期禅宗所發明,而是早已有之,只是到了趙宋才大為盛行而已。考諸中國禅宗史,此說是切合實際的。
  據《五燈會元》記載,二祖慧可曾因其“心未寧,乞師與安”,達摩曰:“將心來,與汝安”。過了許久,慧可說:“覓心了不可得”。達摩便說:“我與汝安心竟”。(《五燈會元》卷一)這也就是後來所謂“公案”,即通過暗示,繞路說禅。此外,南岳懷讓通過磨磚不能成鏡啟發馬祖道一:坐禅不能成佛,也屬此類。馬祖道一之後,此種繞路說禅的方法就逐漸盛行,至黃蘖希運時,就蔚然成風,以致希運禅師竟說:“若是土夫漢,須看個公案。”此類公案至宋時已有數千則之多,當時的禅師就把它們匯集成編,因之出現了多達數十萬字的各種《語錄》、《燈錄》等。對於這種現象,《文獻通考》曾評之曰:禅宗“本初白謂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今四燈總一百二十卷,數千萬言,乃正不離文字耳。”(《文獻通考》卷二二七)也就是說,禅宗至宋,已由原來的“不立文字”發展成“不離文字”。
  宋代禅宗的“公案”雖有文字,但這種文字往往十分簡略、晦澀,意義極是含混。因之,趙宋以後,就有許多禅師出來為這些“公案”作注。據有關資料記載,最早出來為“公案”作注的是臨濟存獎一系的汾陽善昭禅師。他作《頌古百則》,繞路說禅,其後,天童正覺、投子義青、丹霞子淳、雪窦重顯四禅師均有頌古之舉,史稱“禅宗頌古四家”(詳見受登檠譚《荦絕老人頌古直注序》。《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二二套,第三冊,第二五三頁)。此四家除雪窦重顯出自雲門外,天童正覺、投子義青、丹霞子淳皆屬曹洞。
  所謂“頌古”,一般至少包含兩個部分:一是“拈古”;二是“頌古”。“拈古”者,也就是拈出“古則’’(亦即“公案’’);‘‘頌古’,則是對所拈出之“公案”加以評頌。例如,汾陽善昭禅師在其《頌古百則》中先拈出慧可於達摩處立雪斷臂、請求安心的“古則”後,再加以評唱曰:“九年面壁待當機,立雪齊腰未展眉,恭敬願安心地決,覓心無得始無疑。”至於“拈古”,禅宗史上也是早已有之,如雲門文偃禅師在拈出“世尊初生下,二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雲:‘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之古事後說:“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給狗子吃,卻圖天下太平。,’(《五燈會元》卷一五)此中先列出釋迦牟尼初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古則屬“拈古”。因此,有的人(如太虛)認為,“頌古”之風,端肇雲門文偃。
  禅師們按照自己的理解對“公案”加以評頌之後,“公案’,自然較為明白、易懂一些。但是,這些禅師的評頌,往往語言簡略,意蘊含蓄,許多評頌本身,就不太容易理解,為了使這些“公案”能更加明白、易懂一些,有些禅師又在前人“評頌’’的基礎上,進一步對原有之“公案”及“評頌”進行重新“評唱’’和“擊節”。這方面最有影響的當推趙宋之圓悟克勤和宋、元之際的萬松行秀。
  圓悟以其《碧巖錄》聞名於禅宗史。此外,他還有《擊節錄》二卷。《碧巖錄》是對雲門雪窦重顯的《頌古百則》加以評唱;《擊節錄》即是對雪窦的《拈古百則》加以“擊節”。二者都是對雪窦“頌古”和“拈古”的注釋,所謂“雪窦頌百則,圓悟重下注腳”是也。《碧巖錄》對《頌古百則》的注釋,采用篇前加“垂示”(亦即總綱),頌中加“著語”(亦即夾注),同時再加以“評唱”(亦即具體發揮),使得“公案”更加明白、易懂。
  萬松行秀的“評唱”主要是注釋天童正覺的《頌古百則》。他有《從容庵錄》六卷,在正覺《頌古百則》的基礎上增加“示眾”、“著語”、“評唱”,也使正覺所拈、頌的“公案”更加易於理解。
  “評唱”、“擊節”之盛行,給當時禅宗至少帶來兩個結果:一是使得禅師們注重文字技巧、走上舞文弄墨的道路,失卻禅宗“不立文字”的本色;二是“評唱”、“擊節”的目的,就是為了使人容易“理解”,但是,“禅”本身就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不可以義理加以解釋的,正如大慧宗杲所說的,參禅“是一超直人如來地”,“須是直心、直行”,“擬議思量已曲了也”。(《大慧普覺禅師宗門武庫》)可見,“評唱”、“擊節”本身就與“經是佛語,禅是佛意”的思想相違背。因此,注重文字技巧、強調義理解釋的“評唱”、“擊節”十分自然地、漸漸地受到某些深得禅之底蘊的禅師們的抵制和反對。首先起來反對這種文字、義理禅的,就是《碧巖錄》的作者——佛果克勤的高足大慧宗杲。
  據宋淨善重集的《禅林寶訓》記載,“天禧間雪窦以辯博之才,美意變異,求新琢巧,籠絡當時學者,學風由此一變矣。逮宣政間,圓悟又出己意,離之為《碧巖錄》……紹興初,佛日(宗杲)人閩,見學者牽之不返,日馳月骛,浸漬成弊,即碎其板,辟其說。”元布陵在《重刊圜悟禅師碧巖集後序》中也說:宗杲“因……慮其後不明根本,專尚語言以圖口捷,由是火之,以救斯弊也。”(《大正藏》卷四八,第224頁)宗杲毀板之舉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物極則反”現象的體現——因為《碧巖錄》確把“評唱”、“頌古”推到極至,與禅之直指之旨相去太遠。
  反對把“公案”作為正面的文章去理解,大慧宗杲提出了一種新的參禅方法,也就是從“公案”中提取某一語句,作為話頭,執著不捨地對它進行內省式的參究,這就是曾經對宋元及往後禅學產生過深遠影響的所謂“看話禅”。
  二、從,“不離文字”到“但舉話頭”
  對於“看話禅”,明代古音淨琴有一段頗得要領的評述,先摘引於下:
  凡作工夫,當離喧鬧,截斷眾緣,屏息雜念,單提
  本參話,至於行住坐臥,苦樂逆順,一切時中,不得忘
  失,念茲在茲,專心正意,切切思思,念念自究,返觀
  自己,這個能追能問的,是個什麼人?若能如是下
  疑,疑來疑去,疑到水窮山盡處,樹倒籐枯處,擬議不
  到處,心忘絕緣處,忽然疑團進散,心花朗發,大悟現
  前。
  這段話大致包含這樣幾層意思:一是“看話禅”不像以往的“頌古”、“評唱”注重意解理會,注釋“公案”,論量古今,而是單參一個“話頭”;二是對此“話頭”之參究,必須做到行住坐臥,時時提撕,專心致志,念念不忘;三是在參究過程中,應該返觀自己,提起疑情;四是此疑必須一疑到底,疑到水窮山盡,處,“大死一番”;五是要蓦然咬破疑團,疑團一破,則朗然大悟,生死心絕而諸佛現前。下面我們就沿著這一思路,對大慧宗杲的“看話禅”作一番較為深入的剖析。
  “但舉話頭”
  大慧宗杲“看話禅”的人手處是“只看個話頭”。在《大慧普覺禅師語錄》中,此話到處可見,或曰:“只教就未拔處看個話頭”(《大慧普覺禅師語錄》卷二一);或曰:“只就這裡看個話頭”(《大慧普覺禅師語錄》卷二一);或曰:“雜念起時,但舉話頭”(《大慧普覺禅師語錄》卷二)。而他最經常舉的“話頭”就是趙州和尚的“狗子還有佛性也無?”據《大慧普覺禅師語錄》卷一四記載,“和尚(宗杲)只教人看狗子無佛性話,竹篦子話,只是不得下話,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處會,不得去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只恁麼教人看。”也就是說,參禅既不能像以往的“頌古”、“評唱”那樣專在語言、文字上討意度,曲指人心、說性成佛,也不能今日參一個話頭,明日參一話頭,而是應專就一個話頭歷久真實參究,只要還沒達到“洞見父母生前面目”,“誓不放捨本參話頭”。一時參不透,參一年;一年參不透,參一生。死死咬住本參話頭,毫不放松,一參到底。當然,所參的話頭不局限於“狗子佛性”話,也可參“父母未生之前,如何是本來面目?”。像香嚴智閒禅師那樣,被沩山禅師的“父母未生之前,如何是本來面目?”一問,苦苦參究數年,後終於“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五燈會元》卷九)而宗杲後之高峰原妙禅師則專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原妙禅師在《開堂普說》中曾這樣描述他苦參此話頭的情形:
  “山僧昔年在雙徑歸堂,未及一月,忽於睡中,疑著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自此疑情頓發,廢寢忘食,東西不辨,晝夜不分,開單展缽,屙屎放尿,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總只是個一歸何處,更無絲毫異念……如在稠人廣眾中,如無一人相似。從朝至暮,從暮至朝,澄澄湛湛,卓卓巍巍,絕清絕點,一念萬年,境寂人忘,如癡如兀。不覺至第六日,隨眾在三塔諷經次,抬頭忽睹五祖演和尚真,蓦然觸發日前仰山老和尚問拖死屍句子,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物我俱忘,如鏡照鏡。(《高峰和尚禅要》。《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二七套,第四冊)
  高峰禅師這一參禅方法就是一種典型的“看話禅”。當然,像他那樣僅用六日時間就得悟的,禅宗史上也許不多。
  “時時提撕”
  大慧“看話禅”的第二個特點就是要“時時提撕”。所謂“時時提撕”,也就是時時處處,行住坐臥,死死咬住這一話頭,毫不放松。在《大慧普覺禅師語錄》中,宗杲說:
  常以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二事貼在鼻孔尖上,茶裡飯裡,靜處鬧處,念念孜孜,常似欠卻人百萬貫錢債,無所從出,心胸煩悶,回避無門,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當恁麼時,善惡路頭,相次絕也。覺得如此時正好著力只就這裡看個話頭。僧問趙州:狗於還有佛性也無?州雲:無。看時不用博量,不用注解,不用要得分曉,不用向開口處承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不用墮在空寂處,不用將心等悟,不用向宗師處領略,不用掉在無事匣裡。但行住坐臥,時時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提撕得熟,口議心思不及,方寸裡七上八下,如咬生鐵镢,沒滋味時,切勿忘志,得如此時,卻是個好消息。(《大慧普覺禅師語錄》卷二一)
  在這段文字中,宗杲一連用了九個“不用”。總之,不用思量分曉,不用求知求解,只要一心一意咬住那個沒義味之話頭,時刻都不要放松,越是覺得沒滋味,越是不要放棄,長此以往,好消息就在後頭。對於宗杲這種“時時提撕”,後來的禅師把它比作“如雞抱卵”、“如貓捕鼠”、“如饑思食”、“如渴思水”、“如兒思母”,時刻也不能放松,否則將功虧一篑。同時,這種“時時提撕”,還必須專就一個話頭,如看“無”字,要緊在“為什麼狗子無佛性?”上用力;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要緊在“一歸何處?”若參念佛,要緊在“念佛者是誰?”切切不可見異思遷,今日一話頭,明日一話頭,如此則永無得悟之期。尤其是在參到精疲力竭、心灰味窮之時,千萬不要打退堂鼓,因為此時也許正是大悟之前夜。正如《大慧普覺禅書》中所說的:“行提撕,坐也提撕,提撕來,提撕去,沒滋味,那時便是好處,不得放捨,忽然心花發明,照十方剎,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剎,法微塵裡,轉大*輪。”。
  “提起疑情”
  大慧宗杲“看話禅”的第三個特點,就是在死死參究某一話頭的時候,必須不斷地提起疑情。在“看話禅”看來,“疑以信為體,悟以疑為用。信有十分,疑有十分;疑有十分,悟得十分。”(宗杲:《示信洪居士》。《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二七套,第四冊)“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五燈會元》卷一九)“大疑之下,必有大悟。”(《禅家龜鏡》)此謂疑是悟的前提條件,是悟的必經路徑,所謂“不疑不悟,小疑小悟,大疑大悟”是也。當然,“看話禅”的“疑”又非全然不“信”,而是與“信”互為體用,“疑以信為體”。因此,高峰和尚說:參禅要具足三個條件:“第一要有大信根”;“第二要有大憤志”;“第三要有大疑情”。此中所謂“信”或“大信根”,實際上就是,一要信自己,二要信死某一話頭,最後定能開悟。如果無此“大信根”,三天捕魚,兩天曬網,或者今日一話頭,明日一話頭,自然沒有成功的希望,用高峰禅師的話說,“譬如折足之鼎,終成廢器”。所謂“大憤志”,實則須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和锲而不捨的意志,所謂“泰山崩於前而心不跳,刀劍加於項而色不變”。能如此,則“管取克日成功,不怕雍中走鱉”。所謂“大疑情”,就比較復雜了,至少有這樣兩層含意:一是疑什麼?二是怎麼疑?對此,我們先聽聽禅師們是怎麼說的。
  在《高峰和尚禅要》中,原妙禅師是這麼說的:
  先將六情六識,四大五蘊,山河大地,萬象森羅,總溶作一個疑團,頓在眼前……行也只是個疑團,坐也只是個疑團,著衣吃飯也只是個疑團,屙屎放尿也只是個疑團,以至見聞覺知,總只是個疑團。疑來疑去,疑至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不疑自疑,不單自舉,從朝至暮,粘頭綴尾,打成一片,無絲毫疑縫,撼也不動,趁也不去,昭昭靈靈,常現在前。(《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二七套,第四冊)
  此段話的意思是說,先將內情外色,溶作一個疑團,然後死死咬住這個疑團,行住坐臥,屙屎放尿,甚至地動山搖、山崩地裂,都不放松。這種說法似乎比較空泛,不易把握。有些禅師的解釋就比較具體,例如,明末無異元來禅師所作之《博山和尚參禅警語》中有這樣一段話:“做工夫,貴在起疑情。何謂疑情?如生不知何來,不得不疑來處;死不知何去,不得不疑去處。”也就是說,所謂“提起疑情”,疑個什麼呢?疑個生究竟是從何處來的?死又是到何處去了?然後緊緊抓住這個話頭,歷久真實參究。再如高峰禅師的“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之疑,也是一例。萬法歸一,一又歸於何處呢?“便就在一歸何處上東擊西敲,橫拷豎逼,逼來逼去,逼到無棲泊、不奈何處,誠須重加猛利,翻身下擲,土塊泥團,悉皆成佛。”(《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二七套,第四冊)所謂“萬法歸一,一歸何,只貴惺惺著意疑,疑到情忘心絕處,金雞夜半徹天飛。”(《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二七套,第四冊)上面這兩段話,如果說“一歸何處”是指疑個什麼?那麼,所謂“東擊西敲、橫拷豎逼”及“只貴惺惺著意疑,疑到情忘心絕處”則在說明“怎麼疑”。當然,對於“怎麼疑”問題,“看話禅”的論述很多,思想也頗深刻豐富,因此,有必要作深入一步的探討。
  “大死一番”
  “大死一番”是“看話禅”對怎麼疑、疑到何種程度為好的一個十分形象的說法。所謂“大死一番”,語出宋、元之際的中峰和尚《示雲南福元通三講主》。在那篇示文中,中峰和尚說:
  近代宗師,為人涉獵見聞太多,況是不純一痛為生死,所以把個無義味話頭,拋在伊八識田中,如吞栗刺蓬,如中毒藥相似。只貴拌捨形命,廢忘寢食,大死一番,蓦忽咬破,方有少分相應。你若不知此方便,於看話頭起疑情之際,將一切心識較量動靜,妄認見聞,坐在馳求取捨窠臼中,或得暫時心念不起,執以為喜,或昏散增加,久遠不退,承以為憂,皆不識做工夫之旨趣也。(《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四之上)中峰禅師這裡所說的“大死一回”,主要是指參話頭應該拋棄一切心識計量、見聞取捨,而應該忘餐廢寢地死死咬住所參話頭,幾致於拼捨身命,如癡如愚。這種情形,高峰和尚有一段更為生動的論述。在《高峰和尚禅要·示眾》中,他說:
  直得胸次中,空勞勞地,虛豁豁地,蕩蕩然無絲毫許滯礙,更無一法可當情,與初生無異。吃茶不知茶,吃飯不知飯,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情識頓淨,計較都忘,恰如個有氣底死人相似,又如泥塑木雕底相似。(《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四之上)
  這後句最是形象、逼真,所謂“大死一番”,亦即參話頭必須參得如“有氣的死人”、“泥塑的木雕”,一切情識、見聞、計較全無,如癡如愚,吃茶不知茶,吃飯不知飯。用佛果克勤等禅師的話說:“養得如嬰兒相似,純和沖淡”(《示成都雷公允居土》)、“終朝兀兀如癡,與昔嬰孩無異”(高峰原妙:《示眾》)。又如達摩參禅,心如牆壁,夫子三月忘味,顏回終日如愚。倡“看話禅;’的禅師們認為,只有經過這樣“大死一番”之後,才有希望借助於某一機緣,如靈雲桃花,香嚴擊竹,長慶卷簾,玄沙墊指,突然得悟,“絕後復蘇”。而此中之關鍵是要“蓦然咬破”疑團。
  “蓦然咬破”
  ‘‘蓦然咬破’’在參禅中是十分重要的一環。在“看話禅”看來,參禅者的提起疑情、大死一番本身並不是目的,目的是看破疑團、絕後復蘇。這是因為,“疑情不破,生死交加;疑情若破,則生死心絕矣。,’(《大慧普覺禅師語錄》卷二八)而要看破疑團,最重要的在話頭上用力,這正如大慧宗杲所說的:“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上面與之厮崖。若棄了話頭,卻去別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大慧普覺禅師語錄》卷二八)這也就是我們在上面語及的”但舉話頭”、“時時提撕”,不要隨便更換話頭,更不能半途而廢;而應該專在此話頭上與之“厮崖”,直到把此話頭看破為止。
  當然,更重要的在於,如何看破。“看話禅”認為,要看破話頭,不可以理論,不能以義解。如果“於言句上作路布,境物上生解會,則墮在骨董袋中,卒撈摸不著。”(《示璨上人》。《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二五套,第四冊)因為“道貴無心,禅絕名理”,“唯忘懷泯絕,乃可趣向回光骨燭,脫體通透,更不容擬議,直下桶底子,……一了一切了。”(《示璨上人》。《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二五套,第四冊)所謂“直下桶底子,一了一切了”,用通常的話說,就是“豁然貫通”,用禅宗的語言說,就是“頓悟”,用“看話禅”自己的話說,或如大慧宗杲所言“蓦然打發,驚天動地,如奪得關將軍大刀人手,逢佛殺佛,逢祖殺祖,於生死岸頭得大自在,向六道四生中游戲三昧。”(《大慧普覺禅師語錄》卷一九)或如高峰禅師所說:“跳來跳去,跳到人法俱忘,心識路絕,蓦然踏翻大地,撞破虛空,元來山即自己,自己即山。”(高峰原妙:《示眾》。《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二七套,第四冊)“蓦然打破疑團,如在羅網中跳出。”(高峰原妙:《示眾》。《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二七套,第四冊)看話禅的禅師們用了許多諸如“蓦然”、“蓦忽”、“爆地一聲”、“噴地一發”、“忽然爆地斷”、“忽然啐地破”等術語來表示疑團被打破的情形,旨在表明疑團的被打破絕不是靠義理分析或理性的思維,而是思維的中斷,或者說“飛躍”。只有通過這一“飛躍”,才能大徹大悟、超佛越祖。可見,看破疑團的關鍵,或者說“看話禅”的關鍵,乃在於“悟”,或者更准確點說——“頓‘晤”。
  “須是悟得”
  “禅無文字,須是悟得。”(《大慧普覺禅師語錄》卷一六)這可說是宗杲對“看話禅”的一個畫龍點睛般的概括。我們在前面所說的一切,諸如“但舉話頭”、“時時提撕”、“提起疑情”、“大死一番”等等,都是為了達到“蓦然咬破”——豁然貫通而大徹大悟這一最後的目標。當然,這一大徹大悟的到來,絕對必須是順其自然的,而不可去求、去等。也就是不可有絲毫“待悟之心”,“切忌作知解求覓,才求,即如捕影也。“(《示璨上人》。《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二五套,第四冊)而是“必須自然入於無心三昧”(《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二十套,第四冊)。
  按照“看話禅”的基本思想,“禅無你會底道理。若說會禅,是謗禅也。……若不妙悟,縱使解語如塵沙,說法如湧泉,皆是識量分別,非禅說也。”(《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五之下)也就是說,禅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參禅亦非一切有作思維之所能及,做工夫既不是一種學問,也不可以事說,尤不可以理論,更不容以義解,“當知禅不依一切經法所诠,不依一切修證所得,不依一切見聞所解,不依一切門路所人,所以雲教外別傳。”(《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一一之上)
  至此,我們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如果說五祖分燈後的禅宗有一種逐漸從“不立文字”轉向“不離文字”的傾向,那麼,大慧倡導的“看話禅”又出現一個轉機,開始從“文字禅”中擺脫出來,提倡直指見性;如果說超佛越祖的分燈禅較之前期禅宗注重心悟言,更主張“純任自然、無證無修”,那麼,宗杲以後的“看話禅”則又開始強調“頓悟”,當然這種“頓悟”是在專參某一公案話頭、經過“大死一番”後“蓦然”而得的。
  不過,說“看話禅”使中國禅宗的禅風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絲毫不等於說宋元時期的禅宗是“看話禅”的一統天下,實際上,在趙宋一代,除了大慧宗杲所倡導的“看話禅”之外,當時的禅宗,另有一股禅風也頗具影響,這就是由宏智正覺倡導的“默照禅”。
  三、從達摩之“面壁”到宏智之“默照”
  “默照禅”的最大的特點,是以看心靜坐為根本,認為無須多少文字語言,只要默默地靜坐,便可萌生般若智慧,洞見諸法本源,這有如宏智正覺在《默照銘》和《語錄》中所說的:“默默忘言,昭昭現前”,“廓爾而靈,本光自照,寂然而應,大用現前。”(《宏智正覺禅師廣錄》卷一)
  從某種角度說,“默照禅”帶有向傳統禅學復歸的色彩。它與達摩的“面壁而坐,終日默默”很相類似,所不同的是,“默照禅”也拈、頌公案,如宏智本人就有《頌古百則》留傳於世,且頗有影響。當然,後來的“默照禅”禅師可能就不太注重公案之參究,而更注重於攝心靜坐,潛神內觀,也許正由於這一點,導致了後來“看話禅”對“默照禅”的批評和攻擊。
  就私交說,大慧宗杲與宏智正覺的個人關系不錯,宏智在臨終前曾把後事托與宗杲;但就禅學思想說,二者則頗多差異。因此,二禅之間終於出現了論爭和相互指責,宗杲本人就曾直接批評“默照禅”。他說:“近年以來,有一種邪師說默照禅,教人十二時中是事莫管,休去歇去,不得做聲。恐落今時,往往士大夫為聰明利根所使者,多是厭惡鬧處,乍被邪師輩指令靜坐卻見省力,便以為是,更不求妙悟,只以默默為極則。”(《大慧普覺禅師語錄》卷二六)《五燈會元》中也記載有宗杲對默照禅的攻擊:
  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觑破;如今玉石難分,
  只得麻纏紙裹。……
  老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照之徒,
  鬼窟長年打坐。(《五燈會元》卷一九)
  宗杲的這段話把“默照禅”與“達摩禅”聯系起來是不無道理的,正如我們在前面指出的,“默照禅”確實帶有達摩“面壁而坐,終處默默”的特點。更有甚者,宗杲還斥責“默照禅”最後只能落得個二乘甚至外道的境界。在惜陳少卿書》中,宗杲指出:“邪師輩教士大夫攝心靜坐,事事莫管,休去歇去,豈不是將心休心,將心歇心,將心用心。若如此修行,如何不落外道二乘禅寂斷見境界,如何顯得自心明妙受用、究竟安樂、如實清淨、解脫變化之妙?”從這段話看,—個是注重“攝心靜坐”,另一個則強調“自心明妙受用”。如果把它們放到禅宗史上去考察,則前者無疑較接近於傳統的“禅定”,而後者無疑更接近於中國化了禅宗的“道由心悟”。
  至此,我們不妨對宋元時期禅學發展的基本路徑作一個簡要的回顧:如果說前期禅宗曾經以“以心傳心”、“不立文字”在中國佛教界獨樹一幟,那麼,宋元禅學由於出現了許多“公案”、“機鋒”以及對這些“公案”、“機鋒”進行注解的“評唱”、“擊節”,從而使這時期的禅學走向前期禅學的反面,出現了注重義解、不離文字的“義理禅”、“文字禅”。但是,所謂“禅”者,原屬“佛意”,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只可“悟得”,不可“理解”的,因此,“義理禅”、“文字禅”在相當程度上失卻了禅宗“以心傳心”的本色,故爾後來有大慧宗杲的提倡“看話禅”。如果說,出現於晚唐五代、盛行於趙宋的分燈禅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對前期慧能祖師禅的否定(如佛性理論和修行方法等),那麼,大慧的“看話禅”則是對這種否定的再否定,而向前期祖師禅注重“道由心悟”、提倡“直指見性”修行方法的復歸。當然,趙宋一代的禅學非止“看話禅”一家,宏智正覺所弘揚的“默照禅”就是一種與“看話禅”有著很大差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說是對立的禅法——與“看話禅”是對祖師禅的復歸不同,“默照禅”帶有向“達摩禅”復歸的色彩。就思想影響而論,不論廣度還是深度,“默照禅”均不及“看話禅”,真正對宋元以後之禅學產生較大影響的,當是“看話禅”。而“看話禅”的盛興、流行,則使中國禅宗自宋元之後更加走向非理性主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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