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永海教授：佛學院教育與大學教育之共性與個性
賴永海
二者有共性，有共同點，都是在做培養人、培養青年人的工作，要把人培養成有人格、有道德、有知識、有能力的人；不同的地方是，佛學院教育，還要注重僧格的培養，菩提心的培養。
實際上，就僧格培養而言，與人格培養多有相通之處，此誠如太虛大師所言“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圓佛即成，是名真現實。”而如果就知識與能力培養而言，佛學院教育與大學教育的相通之處則更多。
知識的積累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人類的思維發展也有其規律性，因此，作為比較成熟的大學教育，不論在課程設置，還是在教學方法上，都有一定的科學性合理性，都有許多可供借鑒的地方。例如，現在的佛學院，就生源說，大陸與台灣可能有些差別，台灣佛學院的學生，可能多數有大學本科學歷，而大陸的佛學院，則絕大部分是中學生，其中相當部分是初中生。因此，佛學院應該根據學生的文化水平和知識結構，按文化層次的高低和思維發展的規律，進行合理課程設置。對那些僅是初中文化程度的學生，高中階段的課程是不能不補的。可以先設預科班，花幾年時間把高中階段的課程補上；對於那些高中畢業生，亦不宜一入學就開設許多佛教原典課，研讀佛典是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礎和理論訓練的，其中包括古漢語、邏輯學、中外歷史乃至中外哲學史，想跳過這些必要的知識准備和理論訓練，直接去研讀《華嚴經》、《成唯識論》，其結果只能是欲速不達，甚至適得其反。再如現在不少佛學院班開設了研究生班，這些研究生中雖然也有一些比較突出的，但也有一些學生，還不太會寫學術論文，因為他們沒有經過必要的寫作訓練。在這一點上，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也有一些值得佛學院研究生教育借鑒的地方。
總之，作為體現人類知識積累和思維發展一般規律的佛學院教育，與高中、大學教育，是有許多共性的，是有許多共通的東西。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出世學與世間學之間也不是互為楚漢、相互懸隔的，而往往是相通互融，可以相互發明的。歷史上的乃至現、當代許多高僧大德，往往不僅精通三藏，而且飽讀世間學。雖然由於時代和歷史條件的限制，他們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從初中讀到大學，但他們通過自學或其它途徑和方式所讀的世間學，遠遠超出大學課程的范圍，在他們的知識結構中，世間學常常成為出世間學的基礎，讀過《弘明集》、《廣弘明集》的人都可以看到，當時的許多高僧大德，他們對世間學的精通及運用的熟練程度，往往令人歎為觀止。
再有一個問題就是方法問題，或者說教學方法問題。現在的大學教育，雖然也強調知識的積累，但更注重能力的培養，這裡面有一個方法問題，而正是在這一點上，現在佛學院教育與大學教育存在著某些差別的。
有些佛學院的有些課程的教學，常常表現為這樣一個模式，即上課記筆記，下課抄筆記，考試背筆記。至於筆記中東西，學生究竟理解了多少，就很難說了。這種模式的教學效果充其量是讓學生記住了一些知識性的東西，如果加上食而不化，就容易導致“守指忘月”的偏弊。實際上，知識性的東西，甚至包括佛典上的經句，單純的死記硬背，非但無所補益，有時甚至會是緣木求魚，這是歷史上許多高僧大德所明確反對的，中國佛教史上自竺道生開始就十分提倡“得意忘象”、“入理言息”，許多禅宗大德更明確主張“因指得月”，應該說，這是對待佛教經典(包括研習佛教經典)較正確的方法，而要做到這一點，大學教育中那種開放式教學、啟發式教學、討論式教學的方法是值得借鑒的。
這裡碰到一個問題，如果佛學院也采用近似於大學教育的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會否影響作為佛學院特色與個性的僧格的提升和“菩提心”的培養呢？回答應該是否定的。
所謂“僧格”，應該不純粹是個信仰問題。信仰越虔誠，不一定代表僧格越高。當然，如果沒有信仰，已經不是佛教徒了，也無從談“僧格”。現在的問題是，佛學院所面對的是那些已經信仰了佛教的年輕人，佛學院教育的任務是如何讓這些年輕人的信仰逐漸由模糊變成清晰，由盲目變成自覺。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懂得佛教，把握佛教的基本精神。
佛教區別於其它宗教的一個重要地方，是佛教不純靠信仰，而強調“智慧”，注重“慧解脫”。什麼是佛教智慧呢？佛教最大的智慧就是明白宇宙人生的實相，明了世上沒有創世主，沒有造物主，大至宇宙、人生，小至芥子、微塵，都是一個緣起緣滅的過程。釋迦牟尼因明白了緣起的道理而覺悟成佛，佛陀是最高僧格的代表，學佛的最高目標就是要成為象釋迦牟尼那樣大明白人。當然“仰止唯佛陀”，成佛只是最高的目標，不是每一個學佛的人都能了脫生死，洞察人生。但是佛學院教育的一個重要任務與目標，就是要把學生培養成明白人，明白事理、道理，明白佛教的義理、真理，以釋迦牟尼為楷模，時時、處處、事事都能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比常人、凡人、俗人更加超脫一些，更處污泥而不染，既在紅塵浪裡，更在孤峰頂上，這就是禅宗所說的“當下即是”，“當下超越”，也是現代佛教所需要的“僧格”和“菩提心”。而要做到這一點，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和把握佛教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