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種文化、一種宗教都是一定時代的產物。在歷史的發展中，一種文化、一種宗教要不被時代淘汰，就必須對自己已有的內容和形式作出調整、補充或改造，找到自己在這個時代存在的理由，重新給自己一個定位。 當今時代是一個講科學的時代，是一個科學占據了話語霸權的時代。所以，什麼問題都要被問一個科學不科學。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所有的文化、思想只有被證明為是合於理性的、合於科學的，才可以被認同，才有存在的資格。否則，則被視為蒙昧、迷信，以至列為批判、否定的對象。而其中，宗教常常是首當其沖地被科學批判、否定的對象。

之所以出現這種科學與宗教矛盾、沖突的現象，也不是現在才有的，而是有其歷史原因的，由來已久。首先，在古代來講，我們的知識是很混同的，任何一個知識體系都是包羅萬象的，象今天我們所講的“科學”、“宗教”等，在那時完全是混而不分的。然而，隨著近代知識文化的發展，知識體系不斷地分化，學術的分科也越來越細致。這樣就引來了各個學科之間的分野、比較和矛盾，也引來了現在分科知識和傳統的混而不分的知識之間關系問題。

其次，西方中世紀是基督宗教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它是一種一神信仰的文化，對至高無上的神意志的信仰，排斥人的理性，也排斥由理性發展出來的科學文化。於是在當時就產生了宗教與理性的對立，與科學的對立。因此，當西方社會從中世紀走出來，在沖破基督宗教原先那種獨斷論文化狀況的時候，人們充分強調理性和科學，並且把理性、科學與宗教對立起來。於是，社會開始激烈批判宗教。我們都知道，歐洲17、18世紀，一批戰斗的唯物主義者對宗教的批判是非常嚴厲的。在中國，這個問題的發生是近代以來的事情，特別是五四運動前後的新文化運動，提出來“科學”與“民主”兩大旗幟，在中國也開始發生了科學與宗教沖突的問題。在五四前後，社會上成立了一個反宗教大同盟，當時幾乎所有的被稱為先進的人士，都參與了這個大同盟，對宗教采取一種批判的態度，認為宗教是一種迷信，一種非理性的東西。

其實，宗教概念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它是有發展、變化的，而且不同的宗教，在內容和形式上也有很大差別的。我國近代接受的宗教觀念，是從歐洲中世紀轉向近代過程中，當時歐洲啟蒙思想家們對中世紀宗教觀念所作出的評論。在這種宗教觀念裡，對於神的信仰，尤其是一神的信仰十分強烈。中國近代就是在這種宗教概念的主導下，來與當時傳入中國的科學思潮相互交涉的。

在中國，科學對宗教，包括佛教在內的批判，同時也就引來了宗教和佛教對於科學的響應。在這種響應裡面，我覺得可以看到三種情況，大致也可以看作是三個階段。

第一種情況或第一個階段，主要是用科學道理來批判宗教信仰，指斥其為迷信、否定理性、違背科學，毒害民眾、危害社會等等。宗教的回應則主要是在辯護自身有與科學相通處，或聲稱在自身的教義、理論中早已包含有科學的內容。這裡我們簡單回顧一下近代中國佛教在響應這方面問題的一些情況。其一，如近代著名思想家章太炎先生，他就認為佛教可以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與接納西方文化的一個橋梁。如他說，佛教(唯識法相學)是從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終，從分析到排遣，與科學的方法是一致的。所以，他明確表示，佛教是可以來響應當代科學的。其二，近代的一些信仰佛教的科學家，如著名數學家、電工專家、北京大學教授王小徐(季同)先生先後撰寫《佛法與科學之比較》、《佛法省要》等論文，無線電工程學家、浙江大學教授尤智表先生撰寫《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佛教科學觀》等論文，都是極力論證佛教中有現代科學內容和精神的。

第二種情況或第二個階段，是想通過科學的傳播、普及來消除宗教的影響，甚至最後期望以科學來取代宗教，包括佛教。這在許多科學家，包括後來強調以馬列主義為根本指導思想的人們中，都是希望用科學最終來消除宗教。他們認為，宗教是人類在蒙昧時期所產生的文化，它有它的產生、發展的歷史，最終也必然有它的消亡。怎麼會消亡呢？就是靠人類知識的發展，尤其是科學知識的發展。因為從認識的根源來講，人類在蒙昧時期，還不能掌握自然的發展規律，一旦科學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人們能掌握了自然的發展規律，人類能戰勝自然，那麼宗教自然就會消亡。一直到現在，在很多人腦子裡也還是這樣想的。當然，宗教的發展和消亡還有一個社會的原因，這裡就不說了。然而，事實宗教問題上並不象人們想象的那麼簡單。我們看到的事實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宗教也在同步地發展，甚至比以往發展得更快。

科學的精神是尊重事實，以上的宗教在現代社會旺盛生命力的現實，促使人們重新思考科學與宗教的關系問題。於是，開始出現了對話中的第三種情況，或者說第三個階段。很多科學家在他們的科學研究和實踐中，從宗教中，包括佛教的教理和思維方法中，獲得許多的啟迪，從而推動科學研究和實踐的發展。這種啟迪，籠統地講也就是人文知識體系的理論和思維方法對現代科學知識體系發展的啟迪。

整個近代以來的文化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過程，開始的時候是人文學科借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解讀、研究人文學科中的許多問題，應該說這種科學知識體系方法的引入，在近代人文學科的研究中取得了相當多的成果、成績。到後來，發展到現在，我們又看到了人文學科對實證科學的巨大影響。人文學科研究中運用的諸如不確定性、隨機性、模糊性、非線性等整體、動態的思維方法，被大量地運用到了科學知識體系研究中去。於是，我們的實證科學發展成為了現代科學。我們現在講的科學與實證科學並不是同一個概念，實證科學強調的是普適性、確定性、可重復性等等，而我們現在科學並不是強調它的普適性、確定性。現在有很多學者提出來一個復雜性科學的概念，而把原來的實證科學稱之為簡單性科學以示區別。對於復雜性科學這個概念是否准確，恰當不恰當？我不知道。比如，現在有人為了響應否定中醫，說中醫不科學的一些說法，就說中醫不是簡單科學，是復雜科學。

同樣，我們的宗教文化，現在也有人在把它納入復雜性科學的概念裡面去。這就是把科學性概念擴大了，把科學分成了有簡單性科學，有復雜性科學，用復雜性科學解決簡單性科學不能解決的問題，我們從科學角度來講，其實就是它本身的發展過程，從實證科學發展到現代科學。由於我們現代很多人腦子裡還停留在實證科學概念下面，所以對很多隨機性的科學思維方式，並沒有很關注到。我們一講科學，人們還是以普適性，可重復性來衡量它。我想這個就是科學概念需要在我們腦子裡有一個變化，現在的科學確實是從人文知識體系的方法上獲得了許多有益的東西。這也正是不少西方科學家講的，我們從東方傳統的文化當中，可以不斷獲得科學發展的啟迪和源泉。

反過來，從佛教方面講，近代佛教也借用了很多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在科學內容中也找到很多可以印證佛法理論的內容。其實，在當今學科已經分化到這樣的情況下面，我們不再適宜用一種一統的思維方法去思考這些問題，也就是說，我們的任務是要探索在這個知識多元化的時代中，每一種文化體系或樣式怎麼樣來自我定位的問題。中國的古聖早就說過，我們以以同求同，萬物皆同，以異求異，萬物皆異。實際上在知識的領域裡，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在不同的文化體系或樣式中我們都可以找到其中的同點，也可以找到其中的異點，因為都是人類的知識。

因此，就出現了一個我們究竟是要異中求同，還是同中求異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也不應該這樣來提，我們既需要異中求同，也需要同中求異，在這兩個方面，我們不可以偏執。我們偏執於異中求同，那麼就會把雙方盡量地去附會；相反，我們過分偏執於同中求異，就會造成不必要的對立。所以，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要采取中道。不僅要中道，我們既要求同，還要明異。在我個人看來，如果就佛教現在的發展需要來講，首先更需要注意的是求異。因為明異其實是一個知己知彼的問題，我們只有知道了彼，它的特點在什麼地方，它跟我們的異在什麼地方？我們才知道自己應該定位在什麼地方？我們不應該再用一統的思維方式去思考問題。我常常講近年來在中國哲學界有不少討論港台新儒家的問題，但是我們應當看到港台新儒家最大的問題就是儒家情節的問題，也就是說，他們還是試圖用儒家文化體系來一統天下。所以，新儒家提出來要三統並建，即仍然要以儒家文化來整合政統、學統、道統這三方面。這個就是沒有認識到現代時代發展學科的多元分化、並存的情況下，我們儒家究竟要定位在什麼地方？

我認為，佛教也有這個問題，在這個知識多元化結構的時代，我們如果明了了各種和我們不同的文化樣式、知識體系的情況，那麼我們佛教究竟應該定位在什麼地方也就會清楚了。佛教應該找出這個與其它文化樣式、知識系統不同的東西來定位發展。

發展到今天，人類的文化知識體系絕不僅僅只有科學知識體系一種體系，更不應當認為科學知識體系是人類最高的一種知識體系。時下科學占據話語霸權地位的狀況，並不是一種正常的現象。就人類知識體系來講，細分的話可以有許許多多，而歸納起來大致可分為兩大類，即人文知識體系和科學知識體系。這兩大知識體系有相通之處，其思維方法也可互相借鑒，但不能相互取代。

宗教文化屬於人文知識體系，佛教所探討的根本問題是人文的問題，當然也歸屬於人文知識體系。中國近代高僧太虛大師曾明確說過：“佛教問題即人文問題”，“故佛教問題，實為全世界人文之所系，應時行化，不容緩矣！”(《佛乘宗要論》)這是非常深刻的見解。佛教是以人文的理念和方法來探求和解決人的生死煩惱的問題，所以我們沒有必要以科學知識體系，科學的理念和方法來比附它，也不需要求得科學理念和方法的認同。

當然，人文知識體系中也有許許多多的文化形態，不同的人文文化形態也都應當找到自己的特點和定位，盡管這種特點和定位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也會變化和發展。同時，人文問題也是所有宗教的共同關注的問題。那麼，我們如何來找到佛教的人文特點和定位呢？

在中國，隋唐以來人們常用“以儒治國，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來給儒、佛、道三個主要傳統人文文化形態來定位，這對我們今天給佛教文化定位仍然是很有啟發的。

此外，在與其它宗教文化比較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大多數宗教都是借助於神道的精神和理論來關注人文問題的，具有濃厚的神道色彩。唯有佛教則自釋迦牟尼創教之時起，即充滿了重視人類依靠自身的智慧和毅力來自我解脫的人文精神。即使在大乘佛教的發展過程中，雖然也有濃厚神道色彩的一面，然其解脫修證的理論、實踐，以及以人為主體的根本精神，仍然占據著主導的地位。

根據以上的簡單分析，我想應當可以根據佛教(大乘佛教)的基本教理，為佛教在今天這個時代找到一個自我定位的參考方向。在今天高速發展的科技信息時代和激烈競爭的經濟社會，更加速了人類的自我異化，人們因而也更迫切地要找回失落了的自我、了悟自我，社會也需要更多更深切的人文關懷。所以，大乘佛教以人為主、自我解脫的古老人文精神，在今天具有了新的現實意義。

用佛教來治心，來救助人們的心靈，應當給人以當下真實的感受。因此，弘揚大乘佛教，特別是中國禅宗強調的“本性清淨”，“是心即佛”，“自性自度”，“不借外求”，以及“不斷煩惱而得菩提”，“不離生死而證涅槃”的不二法門等根本教理。使人們認識到修行就是要回歸本來清淨的自心自性，要把出世的修證與入世的生活融通起來，在入世的有為法中，修證出世的無為法，從而在不離日用的“本分事”、“平常心”中，獲得當下真實的“自在”“解脫”。

如果今天佛教做了許多其它的工作，而沒有在人的心靈感受上讓人獲得當下的感受，當下的真現實量，這就偏離了佛教。只有我們明了了這種跟科學的不同，跟其它宗教、文化的不同，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運用的領域。所以互相取代是完全不可能的，科學跟宗教，誰取代誰都是不可能的，同時誰要把誰包括進去，也是不符合時代多元文化精神的。

中國近代其實已經有過一個非常深刻的經驗。上世紀的20年代，在社會上發生過一場相當大的思想爭論，就是科學跟玄學的論爭或稱科學與人生觀的論爭。當時一些科學家認為，人生觀的問題科學也可以解決，而一些思想家則認為，科學可以解決許多問題，但是人生觀的問題是科學不能解決的。他們人為，一個人價值選擇，一個人的心靈感受，科學怎麼能夠給我解決呢？但是它又說不出一種定量定性的客觀標准系，於是科學家就罵他們是玄學鬼。所以，就出現了一場科學與玄學的大爭論。這場論爭的結果是誰也沒有說服誰，誰也不能替代誰，所以現在還是並存的。

在今天，科學知識體系與人文知識體系同是人類不可或缺的知識體系，問題是我們每個知識體系要找到自己的特點和位置，在各自的特點和位置上解決人類所遇到的不同問題，在各自的特點和位置上去進行發展。

總之，探討科學時代下佛教定位的問題，首先要開展科學與佛教的對話。在相互尊重的對話交流中，一定會發現許多思想可以並存的，很多思維方法也是可以互相啟發的。在現代這樣一個多知識、多文化、多元結構上面，怎麼樣給自己找到一個定位，再找到自己發展的方向，是每一種文化、每一種知識體系共同面臨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