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界人士的反思

　　中國佛教到了近代，已經呈現出極為衰落的現象，佛教界裡不僅人才不出，而且幾乎淪為“鬼的宗教”和“死人的宗教”的境況了。對此，佛教界人士作了深刻的反思，如谛聞法師就認為：“然曰衰微曰險危者，乃僧伽之問題，非佛法之問題也。”也就是說，佛教是偉大的，是有用於社會的，但是它之所以衰微，其重要原因並不是佛教本身有問題，“非佛教之咎，而僧伽之咎也”，即是代表著佛教三寶之中的僧寶出現了問題，完全由於佛教內部的原因所致。他進一步認為，佛教的振興首先是佛教教育的振興，他說：“嗚呼！今日之佛化，極衰微之佛化也。今日之僧伽，極腐敗之僧伽也。佛化之所以衰微，非由於僧伽之腐敗乎，僧伽之所以腐敗，非由於教育之不振乎。以教育之不振，而致僧伽腐敗，以僧伽之腐敗，而致佛化衰微，是吾之所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者。”要根本改變這種現象，他提出要在培養人才上下功夫。“方今民生凋敝，世道凌夷，欲利之而無其方，欲救之而無其術，唯有興學育才，代佛宣化，庶足以作中流之砥柱，而挽既倒之狂瀾。”1928年他專門撰寫了《論教育與佛化之關系》一文，曰：佛化普及，首在培養人才，人才崛興，尤在提倡教育。非人才無以宏佛化，非教育無以造人才。此教育之所宜亟亟提倡焉。夫教育者，知識之所由啟，學術之所由明。知識既啟，學術既明，而猶患人才之不崛興，佛化之不普及者乎？根茂實遂，膏沃光晔，此理之所固然而無或爽者也。教育猶根也，佛化猶實也，教育猶膏也，佛化猶光也，根不養而竢其實，膏不加而希其光，教育不提倡，而望佛化之普及，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語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利則事未有不善者。處今日而言佛化之普及，非提倡教育以培養人才不可。人才譬之器，佛化譬之事，人才既出，佛化斷未有不昌明者，不然佛化普及之說，由來久矣，而卒不能實現者，豈佛化之終難普及欤，實因人才之缺乏有以致之。人才之缺乏，實因教育之衰微有以致之。世人徒知佛化之不普及，而不知其系人才之缺乏，徒知人才之缺乏，而不知其系於教育之衰微。噫，知識之所以不啟，學術之所以不明，職是故也。長此以往，吾恐洋洋佛化，不特不能普及，而反日就衰頹，然則教育之於佛化關系誠重，而提倡之不容或緩也明矣，唯是教育一端，關系既重，提倡之責，其誰任之。論者莫不曰在先覺之長老，與有力之護法，吾以為彼之所言，不為無見。然知識之啟，學術之明，固人人之所有事也，豈其於教育而可漠然視之。且教育為佛化之本，凡為佛子於宏揚佛化，皆有應盡之責，即於提倡教育，也皆有應盡之責，各竭其才力心思以為之可也，而必賴之於長老護法為也。顧亭林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吾於佛化之興衰亦雲。

　　近代佛教教育的開展，是在西方思想傳入東方各國以後而興起的。在此之前，寺院是國家教育的重要基礎，特別是在一些佛教占絕對統治的地區，寺院教育甚至承擔的就是世俗教育的責任。但“叢林教育”只限於寺院內部，在社會上的影響還是有限的，因為在中國的世俗教育中，更多的是由儒士來承擔的，私塾則是社會教育的最主要形式。西方殖民者侵入亞洲地區以後，傳統的佛教教育模式受到了沖擊，一些為佛教慧命擔憂的有智之士看到這一點，於是為了續佛慧命，開始借鑒西方的教育模式，引進佛學院的概念，由是使傳統的佛教教育模式開始有了轉變。這個轉變最顯著的，就在於課程的設置和教學方法的改變，從而使叢林教育讓位於佛學院教育。

　　二、近代佛教教育情況

　　中國近代佛教教育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最早的學堂式佛教教育，產生於江蘇佛教界。1906年文希和尚在揚州天寧寺創立普通僧學堂，招收僧青年入學；翌年，金陵刻經處的創始人楊仁山居士在南京金陵刻經處設立“祇洹精捨”，招收僧俗學生。楊仁山居士提倡興辦新式的佛教教育，他在《支那佛教振興策》和《釋氏學堂內班課程刍議》等文章中，一再強調辦學的重要性，主張“莫若請政務處立一新章，令通國僧道之有財產者，以其半開設學堂”，或者“由各省擇名勝大剎，開設釋氏學堂，經費由庵觀寺院田產提充，教習公同選舉”。其後的歐陽竟無繼承了楊仁山的遺志，將佛教教育引向深入，支那內學院的創辦可以說是20世紀上半葉佛教教育取得的一個成功典范，因為他培養了一批有成就的佛教學者。

　　以太虛大師為首的一批僧人也在佛教教育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像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是當代中國佛教的著名學府，這裡同樣也培養出了一批有理想、有修持、有建樹的僧人。正是有了這麼一批佛教教育機構，才使中國當代的佛教教育與學術文化事業有了勃勃生機，佛教重新開始恢復了生氣。相比之下，這一時期的世俗院校，特別是大學系統在佛教教育方面的成績不如佛教界明顯，許多學者真正學習佛教知識，還是在佛教界辦的佛學院裡或者在像支那內學院之類的學府裡得到的。

　　以上僅是一小部分各地辦佛學院的情況，據說當時各地佛學院達數百所，加上民間或寺院辦的以講經形式為主的佛教培訓班和居士學校，這個數目遠要比想象的多得多，為中國佛教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情況。雖然佛學院的辦學熱情高漲，成果不少，但是存在的問題也不少，引起了當時佛教界人士的討論。如在中國佛教會舉行的全國代表大會上，許多代表都提出了辦教育的議案，中國佛教會還擬辦佛教研究所，上報當時民國政府教育部備案。

　　民國時期各寺院所辦佛學院概況

　　 三、佛教教育存在的不足

　　近代的佛學院教育，因受西方教育模式的影響，重在學堂授課，以傳授知識為主，培養出的人才在知識結構上，明顯要優於叢林教育培養出來的學僧，但在修行方面又不如叢林教育；而修行又是佛教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所以學修關系成為佛學院教育的一個不好理順與不好解決的兩難問題。

　　僧伽內部的僧人們已經充分看到這一點，並對此進行了反思，如太虛大師就認為：中國教育模仿外國，而佛教教育就模仿中國。如‘法師養成所’，恰與中國士大夫式的教育一樣。這在僧教育的立場來批評，他們所辦的佛教教育，不是為整個佛教情形所需要的來辦的，不是為信解行證全部佛教來辦的，不是普及佛教教育的，這都是古時代階級式的教育遺痕。我所希望的僧教育，不是去模仿學作講經法師而已，必須要學習整個的僧伽生活，要勤苦、勞動、淡薄，要能做擔水、扛柴、掃灑、應對，以及處世理事、修禅弘法的工作。從前各種僧學出來的學僧，不但不能勤苦勞動去工作，甚至習染奢華而不甘淡泊，這可說是模仿社會學校所得的結果，而誤於‘法師養成所’的，以為別種事不可干；除去講經、當教員、或作文、辦刊物以外，把平常的家常事務都忘記了。假若全中國的僧徒都來受教育，那末寺院中家常的工作都沒有人去做了。結果，不但不能住持佛教，甚至消滅了佛教，墮落了佛教！像這種教育，還不如沒有好！

　　太虛的學生谛聞法師說得更具體，他根據在多所佛學院學習或教書的所見所聞，看到了佛門在辦教育方面的缺陷。他在報恩佛學院開學演講時，就說道：我們中國佛教僧教育的產生，大約肇始於有清光緒三十年間。日人水野梅曉，在湖南長沙開辦僧學校，迄今已有三十余年的歷史了。其間國內繼此而辦的，前前後後，一齊綜計起來，幾有百余處之多。可是辦得有點成績的，卻是寥寥無幾，所以到現在人才依然感覺希少，佛教依然感覺衰頹。而外界的壓迫，猶是變本加厲，有增無減，在在處處都表示著悲觀，沒有使人可以樂觀的地方。我以為這些都是僧教育失敗的寫真。而僧教育所以失敗的原因，雖各有其種種之關系，但是以我觀察所得的，約有下列的幾點：(一)辦學宗旨之不正大。三十年來中國佛教的僧教育，除了在家居士辦的少數佛學院，真實為宏揚佛法，培植人才為宗旨外，其他出家佛徒辦的，多數佛學院，大半都是為抵御外侮、保護寺產起見，很少有昌明佛化、造就人才為宗旨的。所以一旦發生了什麼抽提寺產侵占廟宇，以及驅逐僧尼等問題的時候，他們感覺到閉起山門，盤著腿子，敲幾下木魚，念兩聲佛的這種主義，是不能抵御外侮。又審今之勢，察今之情，非打教育的旗幟，喊教育的口號，是不足以應付潮流，左思右想，無可奈何之中，勉強的掛起一塊佛學院的招牌，照例的組織幾條森嚴緊密的章程，撰一篇冠冕堂皇的宣言，請一兩位法師教員，招收幾十名學僧，講講說說，寫寫作作，借辦學之名，抵外侮之實，所以到了事過境遷，風平浪靜的時候，為抵御外侮而辦的學院，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隨即把他拿來宣判死刑，送他往生去了。這是中國過去佛教僧教育失敗的第一點。(二)辦學經濟之不充足。世間上無論做任何巨細的事業，都要以經費為先決條件，如果經濟的問題不能解決，那無論什麼事都不能辦成功的，就是僥幸的辦成功了，但是他的前途，也是沒有什麼發展的希望，及有什麼成績的表現。所以經濟為一切事業成功之母。例如民國以來的僧教育，除了一部分辦的宗旨不正外，其他有多少熱心教育的、為法為人的住持長老及護法居士們，以限於經濟，對於教育，實在有心無力，想辦而不能辦，終於望洋興歎的。有些是辦了一年半載的教育，覺得頗有興趣，很想為佛教做番事業，為僧伽謀點福利，鼓著勇氣，一直干下去的。然而到了中途，發生經濟的恐慌，雖竭力掙扎，實在無法撐持，終於忍痛停辦的。總而言之，就是辦學的經濟不充足，因此僧教育不但不能發展，而且日就衰頹，到現在真是直等於零了。這是過去中國佛教僧教育失敗的第二點。(三)住持長老之無公益心。中國二十二省的大小叢林，一齊綜計起來，為數實在不少。其中有一部分叢林寺院，每年的收入，只夠自給自足外，其余有一部分的叢林寺院，實在寺產殷實，收入豐裕，很可以為佛教做些公益，盡點義務。可是他們只圖自私自利，不肯福利大眾，嘉惠後學。將十方僧眾所公有的佛產，據為個己的私有物，好像誰做住持，就是誰的所有權，他人絲毫不能染指。不說別的十方僧眾沾不到一點余惠，就是一個寺裡的同住大眾，也得不到什麼權利。每年巨額的寺產，大量的收入，糊裡糊塗地耗費於無用之地，你要提到叫他們拿點錢來培植幾個人才，或辦些僧的教育的話，他們吝財如命，一毛不拔，不但二十四個不肯，還要訴出一片艱難困苦的情形，裝出窮得粥都沒吃的樣子。要是一旦遇著強權暴力的敲索，或發生有關於本身名譽的壞事，叫他們拿出三千五千，卻又等於泥沙，滿不在乎。說到這裡，真是令人痛心疾首。話又說回題目上來，就是富有寺產的住持長老們，沒有公益心。這是過去中國佛教僧教育失敗的第三點。(四)求學者之無真實心。我們中國佛教僧教育，說起來有三十余年的歷史了，照理教育應該昌盛，人才應該繁衍。可是現在的事實，卻又適得其反。這是什麼道理呢？這種責任一方面固當歸咎於辦學者之太無恆心，忽辦忽停，乍起乍滅，弄得一般有志的青年學僧們，想學而不能學，終於一曝十寒，得不到長期繼續的修習，專門深刻的研究，於是耽誤了多少有為的青年學僧。可是一方面又不能不責備於求學者之無真實心。現在一般求學的青年學僧，習成了一種雲水的性質，今日跑到東，明日跑到西。這個學院住幾天，那個學院住幾天，沒有一個學院滿他們的意。不是設備不善，就是待遇不良。不說法師不對，就說教員不好，結果浪費草鞋，一無所獲。這是求學者無真實心的一個十足表現，同時也是過去中國佛教僧教育失敗的第四點。(五)青年學僧之囂張過甚。只要進過幾年學，讀過幾年書的青年學僧們，外觸於社會環境的險惡，內感於佛教大勢的阽危，對於現實的佛教制度，多不滿意，改革的思潮，時湧現於心頭，躍躍欲試，不能抑遏。於是在學院則反對教師，常鬧風潮；在叢林則藐視執事，時起沖突；在小廟則冒犯師長，屢謀起義。一方面每每發表過激的文字，對於現實的叢林，多所指谪，對於現代的僧伽，多所批評。於是一般守舊的長老居士們，看到這種情形，一齊大驚小怪起來，眾口同音，一唱百和的，都說我們花了許多錢，來培植人才，而所得結果，適與期望相反。實在辦教育是無異制造敵人，無異自掘墳墓，再不能辦下去了。如果再辦下去，連我們自己的飯碗，都靠不住了。大家對於此說，認為不錯，於是相率已辦的學院從此停辦，未辦的學院不敢再辦，弄得到現在，只有幾處有特殊情形的、不能不辦的學院，不死不活的在那裡拖延著，這是青年學僧囂張過甚的結果，同時也是過去中國佛教僧教育失敗的第五點。

　　舊式的叢林教育被廢除，新式的學院式教育並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說明佛教的教育模式還是有問題，佛教界人士感到非常憂慮。太虛大師就認為：我年來關於佛教的教育，感覺到只有滅亡的氣象、沒落的氣象，這使我多麼底憂懼和失望喲！我個人倒沒有什麼，但我對於你們的將來，又使我不能不為佛教前途寄予期望，來為你們尋找出路。但是在教育的行程上，怎樣地使他向著光明？如中國的教育，應該本著中國一般的社會所需要的而施設，能夠在事實上去體察，才有進展的希望，這決不是懸空的。因之，所謂佛教的教育，為要住持佛教，要化導現代社會，所以也要適合現存的寺院、和現狀的社會如何而去施設。假若是這樣，則佛教的前途進展，是沒有什麼妨礙的，否則，恐有關系到佛教本身的危險！

　　他又說：在佛教的教育立場，觀察佛教的教育又什麼樣？十幾年來，在中國佛教裡所見到過的，什麼普通僧學院，佛教大學，華嚴大學，或佛學研究社，法師養成所等，這大都是一般講經法師出來辦的，與中國的士大夫教育通犯一病。所以，我對於佛教的教育，感覺只有滅亡的氣象！

　　谛聞法師也指出：可是佛教之在社會，如太蒼之一粒，大海之一漚，當然敵不住社會的鼓蕩，只得跟著社會跑，所以主靜的佛教教育，現在也一變而為主動的社會教育化了，學風焉得不壞呢。現在的佛教僧教育，本來沒有一定的方式章則。一方面采取學校的新制，一方面采取叢林的舊規，建立在不新不舊的當中，形成非驢非馬的教育。要想全新吧，又怕砥觸佛制，招人口實，要想全舊吧，又怕違背潮流，勢所不許。欲新不得，欲舊不能，這種半調子的教育，結果四處掛著此路不通的招牌。所以近年來的僧教育，越辦越不通，越辦越糟糕。

　　就是太虛法師親任院長的閩南佛學院，是眾多的佛教院校中最好的一所，但是這所學校同樣也是，“失卻自己的立場，崇拜社會的潮流，也就胡鬧起來了”。學僧們“時而鬧風潮，時而起革命，不說打倒這個，就說打倒那個，專門做些罵人的文章，以為自己的能事。對於院裡的課程，不肯死心踏地的用功，問他佛學嗎，儱侗真如，颟顸佛性，不知說些什麼。問他文學嗎，這裡抄幾句，那裡抄幾句，文言不成，白話不是，就算他們的文章了。他們唯一的功夫，買幾本小說讀讀，訂幾本雜志看看，甚至一天到晚，打打鬧鬧，玩玩笑笑，視院規如具文，目職員如木偶，毫無畏忌的心事，任你鬧得天翻地覆，誰也不能干涉，弄不好還要出亂子啊，所以七八年來閩院的學風，壞到無以復加的極度”。學僧們已經沒有祖師們的那種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日中一食、樹下一宿的勤苦淡泊之境界，他們吃不得苦，不甘寂寞地好好學習。如“近來閩院的學僧，驕奢逸樂，一事不做，養成一種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天之驕子的生活。他們除了上課讀書而外，不肯再做一點別樣事，全身手足的機能，好像不能動作似的，結果一出院門，失去自己生活的能力。住叢林嗎，吃不住苦；回小廟嗎，容不了身；趕經忏嗎，沒有本事；當法師嗎，不夠資料(引者按：應為“格”)，往上不能，走下不得，弄得害了他一生。學僧們未曾住過學院之前，覺得天下叢林飯似山，缽盂到處任我餐，住過學院之後，覺得任你走盡天下，沒有立足之地。你想一個人前後的生活，何以有這樣的畸形呢？我敢不躊躇的解答一句，因為未住學院之前，處處放得下，事事吃得苦，所以到處都可住，而且到處都歡迎，住過學院之後，貢高我慢，好吃懶做，所以到處都不要，而且到處都討厭”。

　　三、改革佛教教育的想法

　　由此可見，新式的佛學院方式也引來了眾多問題，很多人都提出了改革的辦法，像太虛大師就認為：現代學僧所要學的，不是學個講經的儀式，必須要學能實行佛法，建立佛教，昌明佛學，而養成能夠勤苦勞動的體格，和清苦淡薄的生活。因為，佛教必須要建立在有組織的廣大的寺院上，為修學的道場和宣揚的機關，一方面與社會民眾有直接的關系，另一面與國家政治亦有間接的關系。這是要你們觀察社會的變化來謀佛教之如何施設的，假若你們能夠觀察得到，又能夠實行得到，才可以住持現代佛教。僧教育裡的中心點，就在這裡。

　　谛聞法師則強調：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應行改革，而且亟宜改革的兩點”，一是“學風宜整頓”，二是“生活宜糾正”。總之，“應該振刷精神，大刀闊斧的來改進一切，使閩院的生命，趨於發榮滋長的領域，對於學生，應該於莊嚴之中，寓慈祥之意，諄諄訓導，使皆成為有用的人才。……辦學者與求學者，和諧合聚，互相親愛，互相諒解，共圖佛法的光明，同謀閩院的鞏固，這是我們虔誠馨香以祝的了”。

　　面對如此糟糕的佛教教育，谛聞法師提出：我以為今日的僧教育，馬馬虎虎的不想辦好則已，如果要想辦好的話，必須有一定的方式章則，然後才能辦得通，同時也才會造出好的人才來。要新就極端的新，完全采取學校的新制，使其叢林學校化，要舊就極端的舊，完全采取叢林的舊規，使其學校叢林化。如果照這樣的辦法，教育沒有辦不通的，人才也沒有造不出的。所怕的就是不新不舊，非驢非馬的辦法，那就實在是到此止步，走不出去了。”

　　太虛則更加尖銳地指出：目前要振興佛教，苦的就是缺乏人材；因此，佛教的前途發展，雖教外無何障礙，但於教內仍無辦法。現在佛教是自由的，因為是自由，所以是自生自滅的。正在受佛教教育的僧青年，不但要知求學標准，還要知做事標准，以便將來事事能干。如此則佛教方可以興，否則即衰。故佛教之命運，可作如此之判斷。

　　可見，他們都一致指出，辦佛教教育，關鍵是人才，由於幾百年來佛教的消沉，整個佛教界仍然處於人才不濟的情況，雖然很多寺廟都在辦教育，但是又因種種原因，其效果並不十分突出。佛教教育的關鍵首在人才的培養，“非人才無以宏佛化，非教育無以造人才”，這是一條萬世不變的恆古定律。“法賴人弘”，此為古德早已說過，所有的知識、學術都是有賴於人才的崛興，而人才的崛興又離不開教育，教育是根本，人才是根本，“人才既出，佛化斷未有不昌明者”，所以“處今日而言佛化之普及，非提倡教育以培養人才不可”。佛教教育和世俗教育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殊不知佛教教育的性質是主靜的，社會學校教育的性質是主動的，一動一靜，這兩教育的性質，根本就處於極端相反的地位，毫無強牽附和的余地”。

　　四、余論

　　太虛大師總結近代佛教教育時說：至於僧教育，則前清光緒三十年以前，大抵不外於叢林的參禅和叢林的講經，與律寺的持戒三種；此外，則習為念佛、誦經、禮忏、施焰等等而已。光緒三十年以後，因各地方興學校、奪廟產的關系，八指頭陀與北平覺先、杭州松風、江蘇月霞等，並辦僧教育會，由僧界自辦僧學及請紳辦人民小學：江蘇僧師范校，湖南僧師范校，以及杭州寧波等僧小學，最為佼佼。然小學則通俗化，而師范則儒化，或講經法師化，未足雲僧教育。卓然有世界弘法之意義者，則為南京楊仁老所設祇洹精捨，惜時短未有成效。入民國後，僧小學等時有增設者，然亦無何成績。民三，有華嚴大學的名稱起，頗形成一月霞學流，迄今未衰。民六，有觀宗學捨的名稱起，又形成一谛閒學流。民八，有支那內學院名稱起，又形成一竟無學流。民十一，余在武昌始建辦佛學院，繼之而有近七八年來北平、四川、廈門、九華、湖南、普陀等各處的佛學院或僧學院。然辦僧教育的人，或為舊時的講經法師，或為講學的儒者，或為通俗的教員學生，要皆未適於辦此“造成住持現代佛教之僧寶”的僧教育，以致或專學做老式的講經法師，或變做靠講佛學的學者，或由變成通俗的學生、再變成通俗的教員。學出來的人，除去講經、做教員、或辦刊物等以外，亦幾乎回不入原來的寺院僧團而作僧事。我辦佛學院，原是過渡的，頭一班畢業後，即擬辦僧律儀院，因故未能辦成；而後今各處仿辦的學院，亦幾於為'寺僧社會'添造出不切實際、不符宗旨的游僧了。”

　　盡管這一時期的佛教教育有不少問題，但是應該肯定的是，新式的佛學院教育也培養了不少的人才，取得了不少的成績。首先，全國各地都培養了一批高僧出來，特別是像武昌佛學院、漢藏教理院等，出現了一批引領新時代佛教潮流的人物，如高僧太虛、印順、演培、仁山、印海、震華、守培、惟賢、慈舟、南亭、林子青、窺谛、淦泉、真禅、超塵、雪煩、茗山、圓湛、東初、芝峰、巨贊等都是在全國乃至世界各地有影響的人物，改變社會上人們對佛教的看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與宣傳作用。其次，在全國各地形成了辦學的高潮，佛教文化與佛教出版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佛教界人士紛紛撰寫著作，宣傳佛教，並與學術界人士互相商榷，推動了學術佛教研究的深入。佛教出版物也在這一時期達到近250余種，學術質量高的有《海潮音》、《佛教僧伽》、《微妙聲》等等。居士佛教教育也在蓬勃開展，特別是支那內學院一系的學生，如呂澂、王恩洋等人都是學術界著名的佛教學家。總之，這一時期在佛學院裡培養的學生有數千人，不僅為佛教界提供了新鮮的血液，也為社會培養了一批人才。可惜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本應保持良好的佛教界辦教育的勢頭被迫中止，並且隨著時代的變遷，最終沉寂。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編審、《世界宗教文化》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