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大華嚴寺有契丹“薄伽教藏”遺構，乃契丹重熙年間所建以庋新刻藏經者。金天眷初，補葺經本，至大定二年方訖，雲中段子卿撰碑記其事，略曰：

“……異哉佛之教化若此以大興，教之簡牍亦從而浸廣，故纂成門類，印造頒宣，派而別之，則有大小權實頓漸偏圓顯密之類分焉。遂使都城郡郭山方蘭若，凡有僧尼佛像之所，往往聚而藏之，以其廣大悉備，故謂之教藏。至大唐鹹通間，沙門從梵者，集成“經源錄”以記敘之。其卷帙品目首末次第，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可使後人易為簽閱爾。及有遼重熙間，復加校正，通制為五百七十九帙，則有太保大師入藏錄具載雲雲。今此大華嚴寺往昔以來亦有此教典矣。至保大末年，伏遇本朝大開正統，天兵一鼓，都城四陷，殿閣樓觀俄而灰之，唯齋堂廚庫寶塔經藏洎守司徒大師影堂存焉。至天眷三年閏六月間，則有眾中之尊者僧錄通悟大師……洎首座義普上座德祚等，因游歷於遺址之間，……禮於藥師佛壇，乃睹其薄伽教藏，金碧嚴麗，煥乎如新，唯其教本錯雜而不完，考其編目遺失者過半。遂潛運於悲心。庶重興於素教。將棄其遺本，愍家之舊物；擬補以新經，慮字之訛錯。抽繹再三，皆不若擇其一同者補而全之。俄而具以其事言於當寺沙門惠志省涓德嚴三人焉。……然後遍歷乎各州城邑鄉村巖谷之間，驗其缺目，從而采之，或成帙者，或成卷者，有聽贖者，有奉施者。朝尋暮閱，曾不憚其勞；日就月將，益漸盈其數。歲歷三周，迄今方就。其卷軸式樣新舊不殊，字號诠題後先如一，此不亦艱哉！……”

此文敘契丹藏經處著語不多，但於其開雕始末，卷帙類分，乃至文字校訂，莫不有重要之啟示。若據以參稽舊說，致意條疏，則契丹藏經之久佚於人間者，廬山真面未嘗不可想像得之。今試為考定數事如次：

其一，契丹大藏經始雕於重熙初年，其後續有增修，迄鹹雍時乃完成五百七十九帙。 契丹以聖宗太平元年(公元一○二一)得宋刻大藏之頒賜，繼即仿刊大般若等經版。(注二)華嚴寺碑謂興宗重熙間(公元一○三二——)編纂一切經目，當是進而開雕全藏之始。契丹僧覺苑“大日經義釋演密鈔”卷一雲，“洎我大遼興宗御宇，志宏藏教，欲及遐迩，敕盡雕锼”。與此吻合，可為佐證。全藏於何時刊成，雖無明文記載，然華嚴寺薄伽教藏遺構之南梁，近時發現墨銘曰，“維重熙柒年歲次戊寅玖月甲午朔拾五日戊申午時建。”據此確定薄伽教藏興築於重熙七年(公元一○三八)，其時全藏刊版當已告一段落。下迨道宗，兼弘五教，復於全藏中補入遺編新著甚多。其有年代可稽者，如一行撰“大日經義釋”十四卷於清寧五年(公元一○五九)入藏，“釋摩诃衍論”十卷於清寧八年(公元一○六二)入藏，非濁撰“往生集”二十卷於清寧九年(公元一○六三)入藏等，皆是。此外“大宗地玄文本論”二十卷，“蘇悉地羯羅供養法”三卷、行琳集“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三十卷、思孝集“一切佛菩薩名集”二十二卷等，亦在其列，都計二十余帙。至鹹雍四年(公元一○六八)旸台山清水院募印藏經，已有五百七十九帙，自後記載即常舉此成數為言，蓋不復有增補也。華嚴寺碑謂重熙編目通制為五百七十九帙者，殆隨順後來完編之數而言之耳。

其二，契丹大藏經兼收貞元釋教錄各經四十三帙，宋代新譯各經三十帙。 大藏經之編次以開元入藏錄為一大刊定，唐宋寫刻經卷莫不奉為准繩。但貞元續錄各經之寫本原在燕晉一帶流行，契丹刻藏資取甚易。“演密鈔”謂興宗志宏藏教，故盡雕锼，須人詳勘，覺苑承旨與聞校事。華嚴寺碑亦謂重熙時編目就貞元一切經源品次錄復加校正，詳見太保大師入藏錄雲雲。所謂太保大師者即覺苑其人也。契丹刻藏之初意既在求其詳備，覺苑編目又以“經源錄”為衡，是則大藏經中兼收貞元錄各籍殆無疑義。據恆安“保大續貞元釋教錄”所載，“經源錄”乃循從貞元入藏錄之作，綜合開貞兩代諸經糅成一體，此與宋刻大藏專以開元錄為主者，次序龃龉，對勘匪易。契丹刻藏模擬宋雕而應用是書，自深感其不便。覺苑編目復加之以校正者，當系析出貞元錄續收諸籍，匯列於開元錄各經之後。考其次序，則應依貞元釋教錄卷首總敘，初為四十卷華嚴經，次為唐玄宗肅宗代宗三朝新譯，末為大佛名經等，更附入華嚴經論，千臂千憬洠?脅顆?我?T事等籍，則有四十三帙，略與保大續貞元錄所列相同。此征諸高麗文宗因得契丹大藏印本而補刻麗藏四十余帙之內容，可信其必然也。復次，契丹大藏全篇都計五百七十九帙，今合開元貞元兩錄諸經，不過五百二十余帙。此外數十帙果為何書欤?考宋刻大藏鹹平時所印即已有隨藏添賜之宋代新譯三十帙，其天禧時印本賜於契丹者當亦有之，則契丹赓續刊版不應不兼收此三十帙於內。契丹道宗時，僧道[厄+殳]撰“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推崇准提陀羅尼，以為總攝諸部之要，詳開十門，證成所說，引據之密典有最上大乘莊嚴寶王經，普賢陀羅尼，聖六字陀羅尼，最上大乘金剛大教寶王經等，皆宋代新譯刻本在隨藏添賜之三十帙以內者。道[厄+殳]書末並言，“天佑皇帝(道宗)率土之內流通二教”雲雲，是則此三十帙之新書必已於道宗時入藏流行，乃易得資取以為參證也。契丹大藏於開貞兩錄諸經以外兼收宋譯，所余卷帙為數無幾，當即純為拾遺新編之籍，由此想像大藏內容，亦易得其全貌矣。

其三，契丹大藏卷帙品次乃至文字校訂大體遵依宋藏之天禧時印本。 契丹因宋刻大藏天禧本之輸入而後開雕藏經，其校訂以天禧本為主要資料可不俟言。此宋藏天禧本乃曾經再校者，改刻之處極多，大非宋藏初印本可比。舉其一例，如宋藏初印本放光般若經原為二十卷兩帙，而天禧本改刻成三十卷三帙，以致全藏編號自“芥”字以次全體差違。華嚴寺碑謂薄伽教藏經本散佚，必搜求舊物補之，而後字號诠題始終如一。蓋當時已有崔氏募刻之新版藏經，系覆宋藏初印之本，帙號參差，不能彌補，故雲爾也。其次，據高麗大藏校注所出各本之異點觀之，契丹藏經改正卷帙品次之處猶有勝於宋藏天禧本者。例如月燈三昧經之分品，賢愚經之改正品次，五佛頂三昧陀羅尼經四卷之改為五卷，修行道地經七卷之改為六卷等，皆契丹大藏所獨異，或者其據乃在“經源錄”耶?審若是，今存“至元法寶勘同錄”中猶多依據“經源錄”之處，殆亦由當時所見契丹大藏展轉得之也。至於契丹大藏文字校訂，甚為精當。蓋燕晉間舊有一切經寫本，契丹僧人希麟，行均，可洪等，先後為之音釋。行均之作名“龍龛手鑒”，於寫本俗訛之字改正尤多。後來開雕全藏取材諸籍，宜其校訂易於為力矣。華嚴寺碑謂補以新經慮字訛錯，金大定初，崔氏刻藏一以覆版出之，亥豕魯魚，觸目皆是，相形見绌，亦當然之事也。

趙宋一代大藏經之刻本，遍海內外計之，不下十余種，近二十年來發見殆盡。其無殘篇可得，以致內容難詳者，僅一契丹大藏而已。今因華嚴寺碑文所記，略加考定，見其一斑。若求詳備，固有俟於異日新資料之出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