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貴華博士:“批判佛教”的佛教批判與社會文化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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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佛教”的佛教批判與社會文化批判

□ 周貴華《學術月刊》 2007年第06期

禱谷憲昭與松本史朗判定,佛教的如來藏思想是“梵我論”/“場所哲學”/“基體說”類型,屬“外道(非佛教)”性質,並最終應對日本社會存在的不公正與不平等現象負責。在他們眼裡,這樣的一個線性推理過程不僅指出了日本社會傳統痼疾之症結與根本病因,更重要的是喚醒了他們作為佛教徒扞衛佛教正法的決心。由此,松本史朗與禱谷憲昭轉向了對印度與東亞佛教傳統的“甄別”與批判。

根據佛教文獻,松本史朗提出如來藏思想是圍繞法界等概念建立的。界,梵文是dhatu。由此他判定,如來藏思想是dbatu-vdda,即“界論”。不僅如此,他還將瑜伽行派唯識思想也判為dhatu-vada。正如日本如來藏思想研究權威高崎直道所指出的那樣,這些判斷是符合如來藏思想與唯識思想的實際的。而袴谷憲昭將以中國化佛教為核心的東亞大乘佛教思想特質歸納為“本覺說”,其中的本覺與如來藏、法界等是體一名異,因此,他贊同松本史朗的見解,也認定“本覺說”是dhatu-vada。到此為止,這些都尚屬學術化的、基於文獻與歷史的研究。但隨後的結論有點驚世駭俗。松本史朗和禱谷憲昭認為,如來藏思想的dhatu是印度吠陀奧義書傳統的“梵我”(阿特曼,atman),即“基體”;而dhdm-vada(“結論”)就是atman-voda(即“梵我論”),也就是“基體說”。後者在他們的用法中成為了梵我論類型的通稱。“基體說”以基體作為“我”、作為一切現象的唯一發生因,這就直接違背了他們心目中的真正的佛教理論核心——“空”與“緣起”:因為“空”要求無我,“緣起”要求因果平等,不允許有我,不允許果是變化之“多”而因卻是恆常不變之“一”。這樣的基體說當然屬於非佛教性質。由此,如來藏思想乃至整個東亞的佛教,被他們判為梵我論類型/基體說,即“外道”學說。他們聲稱:如來藏思想非佛教!本覺說非佛教!

在這樣的判定下,他們舉起了“批判佛教”的大旗。他們在佛教批判方面有下述三種意向:第一,清除傳統佛教中的非佛教因素;第二,顯示真正的佛教具有的基本精神,即批判性;第三,表明在傳統佛教中,只有具批判精神的部分才是真正的佛教。這樣,以批判非佛教因素、抉擇真正的佛教、顯示真正的佛教精神為宗旨,“批判佛教”把對印度佛教如來藏思想以及東亞佛教的批判,擴展到了對全體佛教的清算。

在他們看來,只有空觀與緣起論是真正的佛教。具體而言,是小乘佛教中歷時性的十二因緣,而在大乘佛教中,則是中觀之空觀。換言之,只有說明無我或無自性之空,以及揭示歷時的因果關系之“緣起”,才是真正的佛法,因為無我與空是否定性的,而歷時性的“緣起”是動態的轉變,否定了不變之實體以及基體作為一元發生因的靜態的包容性,所以都具有批判性質。他們認為,“空”直接破除了“基體”、“我”、如來藏思想中的“界”(dhatu);歷時之“緣起”則破除了俱時性緣起。由此他們斷定,基體說必然非佛教;甚至具有“dhatu-vada”。性質的唯識學,也被松本史朗判為基體說,而落入“偽佛教”的黑名單。

“批判佛教”判定如來藏思想乃至東亞佛教主流是“非佛說”,與支那內學院判定中國化佛教為“相似佛教”,在理論特質的把握與性質的判定方面是一致的。兩者的差異,表現在對待唯識思想的立場上:後者奉之為大乘佛教正法的代表,前者卻斥之為“非佛教”。他們進一步將“基體說”用於裁量、甄別傳統佛教的其他思想發展,以此判定了傳統佛教中的種種非佛教因素:一為承認法“有”的實體(基體)主義思想,其代表是一切有部的“三世實有”見、犢子部的勝義補特伽羅見;二為解脫(vimukti)、涅榘(nirvana)、禅定(dhyana、samadhi)、心(citta)等佛教的基本概念;三為以如來藏思想為核心的東亞佛教;等等。他們認為,即使是佛陀的言教,以及空論的大乘中觀派思想,也必須接受批判性審查。如松本史朗說:“首先,‘批判佛教’必須對批判佛教自身保持一種批判的態度,否則,它只不過是另一種傳統佛教而已。所以,我們必須批判地對待道元(Dogen),以及印度與西藏的中觀哲學家,甚至佛陀的言教。極有可能,他們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也受到了‘界論’(dhatu-vada)的影響。我們不應該對他們毫無置疑地贊揚,而是必須准確地、批判地把握他們的言教。”在這樣苛刻的審視下,作為極端復雜思想體系的傳統佛教必然有道全面顛覆之虞,剩下的只有“批判佛教”的信條——“空”與歷時性“緣起”——了。

簡言之,“批判佛教”的佛教批判主要包含兩方面:對印度如來藏與唯識思想批判,以及對以如來藏思想為基礎發展而來的東亞傳統佛教思想批判。從總的特征看,松本史朗注重從本體論與發生論角度進行批判,集中於針對“基體說”特征;而袴谷憲昭則注重本體論與認識論的批判,比如“本覺說”方面。松本史朗主要集中在佛教方面,其佛教批判思想在“批判佛教”中,學術性強、理論結構完整,其“基體說(dhatu-vada)”是“批判佛教”最有代表性的理論范型。“批判佛教”的其他代表人物如禱谷憲昭、伊籐隆壽,皆以之作為甄別佛教與非佛教的基本模型。

筆者認為,“批判佛教”將佛教精神判定為批判性,在相當程度上是正確的。但佛教作為在漫長歷史中由眾多教派形成的復雜思想傳統,絕不可能只接受一種單面化的衡量與裁定。“批判佛教”對佛教思想特質的歸納頗為片面,而且其將如來藏思想與唯識思想乃至東亞佛教的特質判為“基體說”而予以拒斥,從歷史與文獻的角度看,也是相當武斷的,是將相似性誤為一致性的結果。對此,筆者曾多次著文進行批評,並在與松本史朗進行直接的學術對話時也有指出。但是,不能否認,“批判佛教”對佛教基本精神的激揚、對佛教基本特質的凸顯、對佛教中非佛教因素的抉擇與批判,將對深人揭示佛教傳統與本土思想的相互影響、對激活佛教傳統的現代變革,都具有巨大的思想意義。

“批判佛教”思潮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其在社會與文化層面的批判。事實上,“批判佛教”運動肇始於“町田氏事件”,這一事件徹底暴露出日本佛教界與日本社會存在著嚴重的種族歧視與差別現象。對這種歧視與不平等現象的考察,直接引發了袴谷憲昭等人對日本的政治社會現實與文化狀況進行深刻的反省與批判。他們在分析與審視中發現,曹洞宗利用本覺觀為日本社會的不平等辯護,將一切事物圓融起來,誘導人在內心中對一切社會矛盾持消極隱忍態度,甚至視而不見;或者認為一切苦難是過去的業所引之果,要人們放棄抗爭,接受社會的不平等。在他們看來,本覺說在日本社會中就是政治與社會現實中陰暗面的辯護者、幫凶。

從理論形態上看,本覺作為一切差別性現象背後之唯一本體,也就是“基體”,表面上是同一、圓融、和諧的保證,但實際上卻支撐起差別性的世界。松本史朗說,基體L是生起差別性現象S的唯一發生因,也是其本質,這是“構成支撐‘差別/區別的絕對化/固定化’的思想原理。五姓分別論和種姓制,都可從中找到依據。……於是,所謂‘現實’的差別就被絕對化了。簡言之,L的單一性(平等)不但能不解除S的多性,反而構成了支撐它的依據。故顯然是差別思想”。袴谷憲昭在此意義上也說:“曹洞宗就如所有的日本佛教一樣,都持著以為躲在本覺理論之傘下即能成佛的幻想;它支持幕府的官方政府教育,原因是它視官方教育為依據於一潛在之‘理’的‘現象’世界、為深層的‘體’之用、為‘正’之‘偏’位、為一種被普遍的人類‘平等’所平衡的社會‘分別’。無怪乎社會歧視的語言到處泛濫了。”

按照松本史朗與禱谷憲昭的邏輯,日本佛教的基體思想/本覺思想形態決定了日本的社會意識形態,後者又直接決定了日本社會的不平等與歧視現象的發生。日本的社會意識形態以“和之哲學”為其特質。在“批判佛教”的視野中,“和之哲學”是典型的中國化佛教哲學形態,其直接就是本覺說的翻版,其內在精神品質奠基於充滿泛神論色彩的“山川草木悉皆成佛”等如來藏思想理念之上。這種“和”,將差別最後統一於“一如”,在社會存在中形成了要求整體性、順從性、權威性的神佛合一的日本主義,表現為日本種族中心主義、日本文化沙文主義、甚至日本的軍國主義。所以,在他們看來,不清除佛教中的基體說/本覺說,就不能清除“和”的文化意識形態,就不能清除日本主義,最終也就不能實現社會公正與平等。松本史朗特別批判了以川端康成、本居宣長與三島由紀夫為代表的所謂的“純粹日本主義”,抨擊其以日本為絕對理想的荒謬性。松本對日本主義的批判,在他對三島由紀夫的思想與自殺行為的一段評論中表達得很清楚:“無論如何,我們在三島由紀夫身上看到的這種思想與行動的罕見巧合產生了最純粹的日本主義,這種純粹性的終點比任何單純論證都更清楚地表明純粹的日本主義是一種死亡哲學。作為佛教徒,我反對任何及所有的死亡哲學,因而必須全盤放棄純粹日本主義。”

不難看出,“批判佛教”斷言傳統佛教的本覺思想形態在日本成為了日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硬核,並應對日本社會的各種不平等現狀負責,因此,批判並拋棄這種偽佛教因素刻不容緩。“批判佛教”的真正意向,正如林鎮國所強調的那樣,是為了表明真正的佛教在本質上絕非是調和主義的,而是充滿了社會與文化的批判精神。這就意味著,“批判佛教”的特色,在於它把批判的鋒芒從純粹的佛教思想層面指向了社會實踐層面,重新闡發佛教作為一種積極的政治與社會實踐意義上的批判精神與能力。換言之,“批判佛教”的真正意圖是指向一種社會現實與文化的批判,是試圖在顛覆傳統佛教的社會意識形態意義的同時,賦予佛教以一種新的社會意識形態意義,即,促使其實現從“圓融”到“批判”的轉換。這也是松本史朗、袴谷憲昭等佛教徒,面對佛教如何在現代性壓力下、在急劇變化的現代社會中,作為一種積極的社會與宗教思想資源所作出的積極反思與抉擇,體現出他們的社會良知與宗教熱誠。

應當指出,“批判佛教”將日本社會的不平等狀況、種族問題以及日本文化的弊端直接歸咎於本覺思想,在邏輯上並不可靠,甚至可以說相當武斷。實際情況大致應該是這樣:本覺思想確實是影響日本文化與社會問題的重要因素,但絕非唯一的重要原因。用文化決定論說明這樣一些復雜問題,在一般情況下結論難免片面。

[周貴華(1962—),男,重慶市人,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主要從事印度與中國佛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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