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夫教授:試還原法顯大師在中國歷史上之地位
試還原法顯大師在中國歷史上之地位 p. 69 提要 2003年9月在青島所舉辦「為紀念法顯西行回國1590年兩岸佛學學術研討會」上,本人以開幕詞及專題發表的兩篇小文結集而成,從中印交通、佛教傳播之角度,比較他與玄奘大師在中國佛教史上所作之貢獻。本文指為:玄奘大師之「善巧」掩蓋了法顯大師之「樸拙」。從而加以廓清法顯大師在中國乃至在佛教史上應有之地位。 關鍵詞:1.玄奘2.法顯3.中印交通4.青島5.絲路 【目次】 二、個人背景 (一)法顯大師 (二)玄奘大師 (三)二者之比較 三、時代 (一)法顯大師 (二)玄奘大師 (三)二者之比較 四、交通 (一)中亞陸上交通 (二)西南海交通 五、佛教 (一)國內佛教 (二)印度佛教 六、貢獻 七、結語 一、前言 中國的史學家,乃至佛教界的人士,對於法顯大師之研究,如與研究玄奘大師的文獻比較起來實在很少。雖然玄奘在留印之成就上及在中、印兩國所受之禮遇上來看,他在中國的歷史地位顯然比法顯耀眼;但如從兩人前後之主、客觀條件來分析,法顯所得來之成就,卻遠比玄奘來得艱钜。 也有研究法顯大師的學者,把他的成就又抬得很高,有些已超出歷史事實。[1] 所以本文以法顯與玄奘兩位大師之主、客觀條件諸如個人背景、時代、交通、中印佛教等背景及二者之貢獻作一比較,也許能還原法顯大師在中國歷史上之真正地位。 二、個人背景(一)法顯大師 從此,他在寺廟中住了四十年,認為當時漢地律藏傳譯不全,所以立意到印度參訪。晉安帝隆安三年(399年),與慧景、道聲、慧寬等人從長安出發。那時,他已是六十二歲了。[2] (二)玄奘大師 p. 71 適洛陽度僧,負責主考的大卿理鄭善果,見他對答出眾,破格以沙彌錄入僧籍。 隋唐之際,天下大亂,奘師隨其兄遠避隴、蜀、荊、趙等地,曾隨諸師習專論。因見論師所論有異,乃誓言親往天竺參學,於貞觀三年(629年)西行;或說系貞觀元年(626年),則為三十歲;即使以西元600年出生,626年西行時也才三十三歲。[3]而且在他之前參訪過印度者,除了法顯之外還有宋雲等人。[4] (三)二者之比較 而玄奘大師之童年享有平安之親情,稍長受到其兄長捷法師之呵護,受到良好之佛學教育,在當時出家是受到限制的,能受考試拿到度碟並不容易,而奘師以童子之年得授度碟更是一件光榮的事,本已天資聰慧的玄奘大師從此更增加了其自信。以厘清佛法為職志,於三十三歲之青年,滿懷抱負西行。 三、時代背景(一)法顯大師 在南方的東晉於安帝義堅二年(420年)亦亡於宋,淪為齊、梁、陳的幾個短暫政權。雖然法顯身處五胡十六國之紛亂局面;但胡人對於佛教仍是很崇拜的。所以除了兵亂之外,並未受到胡人政權的干擾。[5] (二)玄奘大師 玄奘大師較之法顯大師在時代背景上算是幸運多了,尤其在他去國與返國時期,都是貞觀之治之盛世。一個盛世之國度,不但能提供國人發展的機會;更會激發國人發展之潛力與智慧。[6] (三)二者之比較 法顯一行到了印度,印度人稱他們來自「邊地」,而他們自己也不便說來自晉國、 p. 73 胡國,而權稱來自邊地、漢地;[9]而玄奘大師則大放厥詞,其稱: 「我秦王(太宗為隋所封)聖德遠洽(治?),仁化遐被,殊俗異域拜阙稱臣者眾矣。」 甚至東印度的伽摩缦婆國國王拘摩羅說: 「今印度國王多有歌頌摩诃支那秦王破陣樂者。」[10] 其實法顯以「漢地」掩飾故國不堪回首;而玄奘尚珍惜秦王之令譽。兩者相較亦顯兩人所表現之氣魄。平情而論,我們不能因此而貶低法顯,正因為二者之時代背景有別。 四、交通 (一)中亞陸上交通 東漢明帝永平十六年(西元73年),以班超為假司馬官職,隨骞、憲、班固出擊匈奴,而以班超分兵前擊伊吾,以後他長期駐守西域三十一年,諸國時反、時服,直到他七十歲時「行須扶杖,四肢不仁」,他的夫人及其妹也專書向漢帝苦苦請辭,七十一歲時八月回到洛陽,九月即病逝。他固守了疏勒以東的領域。[12] 朱士行為中國僧人西游之始(西元260年),已早於法顯一百四十年,不過僅及於阗;[13]甚至中印交通尚可溯及史前上古時期,在此存而不論。[14] (二)西南海交通 東漢時中印海上交通:從月氏高(?)國(kabul)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起國(Bengal)皆身毒(Sind)之地,……其與大秦(羅馬)通……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及四年(161年)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16] 從《前漢書》所記,自廣東到印度約九個月零二十天;而法顯從印度到牢山為整整十個月,由此可知法顯時的海上交通已很平常了,而且航時相近。 至於兩位大師由中亞到印度的道路,亦早已有前人開道,不足以掠前人之美。[17] 五、佛教(一)國內佛教 法顯旅印前,除了《昙無德律部羯磨》與《羯磨》兩卷為曹魏康僧铠與昙谛兩所譯外,另有後漢安世高《大比丘三千威儀》,此外似別無其他戒本,難怪法顯對於當時之戒本甚感缺乏。即使一般佛典除了《四十二章經》與胡本《放光般若》外;也只有後漢安世高、支婁迦谶、康夢詳、竺大力、昙果等小卷外;西晉竺法護、聶道真、法矩、法立亦譯了一些小卷。這其間主要以安世高與竺法護兩人貢獻最大,但大方廣的經典絕大部份尚未譯出。[18] 再看看法顯當時西行時,國內有那些大師級人物:道安已八十七歲,道生才二十七歲,慧永在盧山創西林寺,慧遠在盧山創東林寺,羅什到姚秦一年法顯即離開長安。中國僧人冠釋姓始於道生,他那時還沒有大成就,可說僧伽制度尚未確立,中國各宗派尚未建立。不過,已有六家七宗之潛在性。[19] 玄奘大師西行時,除了法相宗是他一手提攜出來之外,其他九宗均已成立,而且,已有羅什譯出之中觀及《大品》般若經、論;道生已倡頓悟,及一闡提成佛說;玄奘大師已見過法顯之《佛國記》,對他西行已有重要之參考價值;他應已知道雲岡及龍門石刻佛像之事,雖然當時並不很興盛。距魏武帝毀佛已有二百年,距周武帝反佛才五十九年,對於他西行求法多少亦有些警策及啟示作用。[20] 在法顯時代傳譯到漢地的大乘經典極少,也沒有系統;但他卻不是以經論法義不足而欲求西行;而是以戒律不全而西行。因此可以說,法顯大師是重「隨信行」;而玄奘大師則重「隨法行」。[21] 這並不表示說兩者獨偏一行,而是指出他們兩人西行之動機而言。實際上,玄奘大師在西行乃至回國途中,都嚴守戒律,唐太宗以利祿相供養均拜辭不受;而法顯以願力犧牲性命,而求保全所帶回之經典,均足以說明他們在行持上是信行、法行都重要的。 (二)印度佛教 法顯大師到印度時距佛涅槃才八百七十九年,距龍樹入滅才四十九年,距提婆入滅才二十九年。法顯住印十四年,回到中國後三十六年,世親才造《俱捨論》、唯識二十、三十等頌。[22]因此,他參訪印度時的朝聖心情比玄奘應有較深切的感懷。[23] 玄奘大師到印度之主要目的是要弄清世親一系之思想,[24] 他返回長安是在西元658年,距世親已有一百九十八年,距覺賢過世僅一百六十八年,距陳那過世一百二十八年,距護法過世九十七年,玄奘到印度時他的老師眾賢已是七十歲上下了。也可以說玄奘大師是印度唯識學派的末代傳人。[25]因為在印度以後沒有比玄奘法師更具影響力的唯識學家。 法顯參訪了三十個國家,在國外十四年;玄奘途經一百三十八個國家,在印度有一百零八個國家,費時十九年。他比法顯法師在印度多參訪之國家大都在德干高原及西南印度地區。[26] 除此而外,法顯訪印時代印度國家比較統一,所以看起來國家就比較少;玄奘訪印時,印度較為分裂,看起國家較多。[27] 雖然玄奘訪印時塔寺傾圮尤多,小乘佛教僧伽減少;[28]卻有那爛陀寺獨興;[29]而法顯大師游印時, p. 77 雖聖蹟歷歷在目,聖語猶言在耳,格外親切;[30]可是聖師、聖典大都還在印度文化土壤中蘊存。這兩位大師各有其幸與不幸。 六、貢獻 他是中國第一位到達印度參訪的僧人;以前朱士行參訪到於阗,那時於阗還不是中國的領土,當然他才是中國第一位留學生。[32]如以現在來論,於阗已屬中國領土,那麽法顯則又算是中國第一位留學生;但這對朱士行來說是不公平的。 他是中國年紀最大的留學生,去印度前已是六十二歲的老人,在印度十四年,回國時已七十六歲了。三十多年前,前東海大學校長梅可望先生以五十多歲攻讀博士,自稱為「老童生」,比之法顯更不可同日而語。[33] 法顯所攜回之經典以律部及涅槃來說是漢地尚無者,具有稀少性;[34]玄奘大師所攜回之經典數量雖多, p. 78 除唯識部份外多為增益性、補充性。[35] 雖然遠在兩漢已經營西域,朱士行也在西域抄寫經典,教弟子帶回國內;但經鐵門、雪山到辛頭河(印度河)則法顯才是中國法師之處女行。[36] 東漢時期已與印度在海上有交通及商業活動,印度是羅馬與中國交通的樞紐。[37]但由於法顯之大願力、大貢獻,使得此一海路得以聞名,也使以後之海上交通更為繁榮,唐代之義淨、弘智法師都是沿著法顯航行到印度,也使得中國各時期之政府更注意海上之經營,明太祖時三保太監下西洋七次成果最為豐碩。[38] 法顯是首先感覺到戒律對修持佛法之重要,甚至那時,中國僧團尚未形成戒律制度,例如:二祖慧可得初祖傳法後混跡酒市。[39] 比法顯晚於八十年之梁武帝還建立了一些戒律要僧眾遵守。[40] 他並攜回了《涅槃經》,證實了道生所說眾生都有佛性;[41] 也使得南朝重門第之風氣, p. 79 有了強烈之對比[42]與反省。 在法顯之前,中國的傳記文學有《穆天子傳》,[43]在游記方面有《山海經》,[44]在怪異志方面有《搜神記》。[45]法顯之《佛國記》之寫作風格也具體地影響到《水經注》及《洛陽伽蘭記》。[46] 法顯生在北方,比他早十年的東晉文學家,如陶潛、謝靈運等人的散文、游記體都名重一時,他們的風格與《佛國記》確屬不同;但當時南北朝文風都很盛,法顯未必沒有受到影響。 七、結語 法顯前有朱士行在西域傳譯經典老死在西域,所以法顯也不是翻譯印度經典成漢文的第一人;但卻是承先啟後從事傳譯經典最為艱苦的法師。 法顯之前中國游記有《穆天子傳》、《山海經》,所以他並不是中國第一位撰寫游記的人;但他是撰寫印度游記的第一人。 我們可以說:法顯在游記體裁上,在承上啟下是很有貢獻的;可是不能說他是中國游記的創始者。 p. 80 但他是撰寫印度游記的第一人,他以後凡是西行之游記,包括玄奘在內無不受其影響。兩漢之世南洋中早已有交通,中印海上交通雖非法顯發現;但因法顯而使得此一海上交通更為聞名全世。 以上這些雖然他都不是第一名,但以後中印佛教及文化交流之發展、開花、結果都是以他為「臨界點」。否則冰不會解凍;薪不至生火。 雖然他以六十二歲高齡西行,比他同行者不是中途折返、死亡就是留住印度,但他以七十六歲孑然一身負經度海返國,九死一生;可是他生前並未受到佛教、官式之禮贊;死後至今也很少有專著研究他。 雖然他一心西行求律,取得律藏返國;可是並沒有有計畫地傳律、授學、立派。 法顯大師不忮、不求的偉大精神就在「拙、樸」二字;玄奘大師尤多「善巧」,當然時代亦決定了他們兩位大師具有不同的境遇。 孟子說:「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47]也即是所謂:「其始也簡;其成之也钜。」由之可說,燧人氏發明火,比之今世發明火箭在時代上說更為艱钜。我們以此一態度來還原法顯大師在中國歷上之地位或許是公平的。 [1] 例如連雲山〈法顯評傳〉,載於《佛學研究》第1-2期合訂本,頁143-168。其文中指出,法顯創了六個第一。其中三項為:他是第一個到達印度的中國人;第一個撰寫游記的中國人;第一個將外文譯成中文的中國人。但這三者都有待商榷。 [2] 見《高僧傳》卷3(T50, p. 236b)。 [3] 冥詳所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T50, p. 214)。 [4] 根據〈中國西往印度求法高僧傳〉在玄奘大師之前者,至少有六十九位。本文參考楊家駱主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冊6(台北:世界書局,1983年三版),頁274-363。 [5] 北魏太武帝滅佛是在西元441年,北周武帝滅佛是在西元570年,都是法顯過世後才發生的。北方王朝各君主多信佛,如石勒、石虎禮佛圖澄為師,其弟子道安受符堅及士大夫的尊敬,譯經最力。鸠摩羅什受姚秦供養。其實北方王朝的國王都是很有文化教養的人物。參考趙翌,《廿二史劄記》上,收錄於楊家駱主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頁99。 [6] 環觀中外歷史,凡國力強盛之國家必定是經濟、文化、人才匯集之地,如中國之隋、唐、元、明,乃至清代盛世,以及古羅馬帝國,及今之美國,莫不是世界人文荟萃之地,人才輩出。 [7] 沿途各國皆留請玄奘大師長駐。所受之禮遇如其所記有高昌國王,慰留未果,促結為兄弟後放行,並派人沿途送到中亞突厥可汗;突厥可汗再派人將他送到迦濕密邏,迦濕密邏國王並派十人為他抄經典。至於他在那蘭陀寺更是「出行乘象,與二十人從,乳酪,石密日足有余一期之料。」 東印度拘摩羅王更派大批的象與船,溯恆河而上去見戒日王;戒日王為其召開無遮大會,讓他發表〈制惡見論〉,有十八日之久,無人敢膺其鋒。戒日王賞其銀錢三萬,金錢一萬,留居七十五日才允其回國,並派象沿途送到於阗,再由於阗派人馬送回洛陽。至於他回國受到相當之禮遇更不必提了。見冥詳所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T50, p. 220)及其《西域記》(T51, p. 895b-c)。 [8] 法顯在西域及印度途中只有受到「幫助」,看不到他所受「禮遇」之記載。如在高昌「蒙符公孫供給遂游西南」(T50, p. 857b),他在印度均自稱來自「邊地」(T50, p. 860b, 864c)或稱漢地(T50, p. 860c)。甚至九死一生捨命護經回到東晉,僅受到郡太守留住一冬一夏,到了京城建康譯經,亦沒有受到官式的禮遇、獎勵,乃至八十八歲圓寂時,也未受到褒揚。這可能因為他系北方政權相關的人物,東晉不是他的祖國有關。 [9] 法顯出國時是北方之後秦政權,亦即姚興弘始元年,在那個年代北方政權交替頻繁,是沒有祖國可以依靠的。所以自稱來自邊地、漢地。 [10] 印度人當時尚不知隋之秦王已做了大唐的天子,仍以秦王〈破陣樂〉名聞全印。(T51, p. 927c, T51, p. 895c-896a)。 [11] 張其昀監修,《中國歷史地圖》下冊,「東漢與西北諸國戰爭圖」(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1984年),頁100。 [12] 張其昀監修,《中國歷史地圖》下冊,「張骞通西域圖」,頁40。及《後漢書》卷4,頁2687。 [13] 朱士行為中國沙門西游之始,於甘露五年(260年)出發,早法顯260年,雖僅及於於阗,未至印度,確為西行之先導。他譯有《放光般若》,並遣弟子法饒送回洛陽,自己仍留在西域抄譯經典,因為當地信奉小乘,禁止大乘經典流入中土,因為「惑亂正典」故。見《高僧傳》卷4(T50, p. 346b-347a)。 [14] 「西周之初……西封季缦於春山(今蔥嶺)……海外諸國旃塗(漢地亦稱身毒Sind)……《莊子》〈山本篇〉之建德國……因只(Hind)……皆來貢獻。」楊家駱主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1集,第1冊(台北:世界書局,1983年印行,三版),頁4。 [15] 見《前漢書》卷28,下,地理志;並見楊家駱主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6冊,頁39,即印度西南沿海之shaliyat港。參考注17合浦船步。 [16] 見《後漢書》卷118;及楊家駱主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冊6,頁40-42。 [17] 就法顯言,前有班超、張骞、朱士行之北路開拓,2003年6月21日中央社電:廣西合浦縣,古城頭村,發現了西漢時的船步(碼頭),已經證實了《前漢書》所記。南海早有印度西通大秦(羅馬),東通兩漢之商業往來。雖越蔥嶺,往「鐵門」經雪山到犍陀羅則是法顯之處女行。 [18] 從藏經目錄即可對照出來,不必一一轉述。 [19] 從佛教年監、年表即可明白,亦不必轉述。 [20] 因周武帝滅法時,玄奘大師約二十六歲,以他求法之願力,不可能無動於衷。 [21] 《解深密經》卷3,「我施設隨法行,菩薩是利根性,由不依法得奢摩地,毗婆捨那故;我施設隨信行,菩薩是鈍根性。」(T16, p. 698c) [22] 從佛教年監、年表即可明白,亦不必轉述。 [23] 他曾幾度在瞻仰聖蹟時,不禁悲從中來,如經只園精捨遺址處(T51, p. 860c),在耆闍掘山佛說《首楞嚴經》處(T51, p. 863a)。在獅子國,佛化惡龍之城北,佛跡大塔。(T51, p. 864-865a)。而且所參訪之聖跡大都還存在著。 [24] 「是時國(唐)基草創,兵甲尚興,孔釋之道,有所未遑……願入蜀受業,……聽基邏《攝論》,《毘昙》……又入常興大覺寺就岳法師學《俱捨》……驗之聖典亦隱、顯各異,莫之能從,乃誓游西方。」楊家駱主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冊6,頁321。錄自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1(T50, p. 222a-c)。 [25] 在印度唯識學雖尚有其法脈延續,但均不如玄奘大師在中國傳承之顯赫另創法相一宗。 [26] 張其昀監修,《中國歷史地圖》下冊,「中國高僧入印路線圖」,頁46。 [27] 參考兩位大師所述同一國度之地理大小即可得知,雖然表面上小國林立,但各有其宗主國,例如戒日王召集十八個國王參加無遮大會,召集十八國國王歡送玄奘大師回國,這些國家,都是戒日王的籓屬。 [28] 兩位大師所參訪雖是同一國度,其前、後國家之興衰,幅員之大小均不一定相同;所以在宗教之信仰上,也有變易,如以烏長國(烏仗國)為例:法顯所記有五百僧伽藍,皆小乘學(T50, p. 858a),到了玄奘所記則是「異教雜居,重佛法,教奉大乘,舊有一千四百僧伽藍已荒蕪。」(T50, p. 882b) [29] 法顯游印時代,印度已沒有著名之佛教傳習所,也沒有有名的法師,他僅在巴連弗城,摩梨帝國及獅子國等三個國家學梵文,抄寫部份經、律;適小乘漸衰,後期大乘復興之時。玄奘大師游印時那爛陀寺已是人才匯集,為唯識學之重鎮。 [30] 從其游記字裡行間即可看出:法顯西行之目的是搜集律藏;但其足跡所行均是循聖蹟巡禮,以記載聖蹟為主,他游印時與佛世相去不過是幾百年,所游、所記很多處所特別指出「今猶在,今亦在」……可見其朝聖心懷之深刻。 [31] 楊家駱主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冊6,「中國西行求法高僧傳」,頁274-421。北宋初,政府派遣僧人往印度求法,太祖、太宗欲仿唐太宗之盛業,特建譯經院(頁422),有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頁423)此一時期印度佛教已衰,又無新的佛教文獻及著名的佛教大師,所以毫無可述。 [32] 同注13,朱士行自己留在於阗抄寫經典,先派遣弟子送回洛陽,已取得梵書正本九十章,他自己死於於阗,年80,弟子為其就地建塔,法益建塔後返回洛陽告知朱士行事。見《高僧傳》卷4(T50, p. 274)。 [33] 梅氏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後,於中央日報撰文自我解嘲地說:「只要有決心,天下無難事,包括做一個老童生在內」。 [34] 法顯大師所攜回之經典:《摩诃僧眾律》、《薩婆多眾抄律》(十誦律)、《雜阿毘昙心》、《方廣般泥洹經》。在獅子國又抄得《彌沙塞律》,又得《長阿含》、《雜阿含》和《雜藏》等。 [35] 玄奘大師攜回經典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譯出之經典主要除《大般若經》六百卷外,其他如《瑜伽師地論》、《俱捨論》、《攝大乘論》、《阿毘昙論》已在國內流傳,而且,他已在國內聽講過,甚至自己也講過數次。 [36] 在法顯前只有張骞到達中亞撒馬爾罕,未能南下「鐵門」,只有鐵索,陡削狹窄的通道,僅能容單身通過,不適合軍隊通行。《法顯傳》雲:「九驿所設,漢之張骞,甘英皆不至此。」又說:「其山唯石,望之千仞。」(T50, p. 858a)玄奘說:「石壁為鐵色,故稱(鐵門)。」(T51, p. 872a)。 [37] 楊家駱主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冊6,說明在兩漢時,中國早已與印度通航。頁34-36。 [38] 張其昀監修,《中國歷史地圖》下冊,「明代鄭和航海圖」其第六,第三次從東印度到獅子國至返國路線與法顯是相同的,頁53-54。亦參見同書,「中國高僧入印路線圖」法顯之路線,頁48。 [39] 「遂韬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屠門,或習術談,或隨厮役,人問之曰:師是至人何故如是?師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見《景德傳燈錄》卷3(T51, p. 221a) [40] 梁武帝撰有《出要律儀》十四卷,通令全國寺廟一體遵行,因應儀律,命法超為都邑僧正,他到天監(502年)中,日唯一食,食止菜蔬,並作〈淨業賦〉。摘自《南史》卷617〈武帝本紀〉。 [41] 「佛告迦葉:真實我者是如來性,當知一切眾生悉有,……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各各皆有如來如來之性。」(T12, p. 883b) [42] 永嘉之亂後,中原失陷,北方各州郡大多先南遷,為東晉政權之支柱,如琅琊王姓、陳留謝姓、洛陽祖姓、谯國桓姓、穎川瘐姓,以後更有政權之中心人物桓氏(402-405年)一度篡晉未成。見林達禮《中華五千年大事紀》(台北:大學出版社,1900年出版),頁89。 [43] 《穆天子傳》是晉人從戰國魏襄王卷中發掘的先秦古書,記載周穆王駕八駿馬北經流沙,西登崑侖,見西王母的故事。 [44] 《山海經》相傳為伯益所撰,書中多有夏、商、周地名,一般學者認為成書於周、秦之間,記有山川、部族、物產、花木鳥獸、風俗,也多怪異志。《四庫全書》列為小說家類。與《佛國記》多屬游記性質。魏晉之世,文風均盛,法顯生於當世亦應受到薰習,寫出他的《佛國記》。 [45] 干寶(?-336年)字令升,新蔡(河南)人,永嘉五年(311年)渡江傳有《搜神記》。與陶淵明、謝靈運均為東晉之文學家,都早於法顯數十年。法顯西行前一直住在北方,是否能讀到南方之著作不得而知。 [46] 法顯以後,另有兩部有名的游記:一為邬道元(?-527年)之《水經注》,一為北魏郦道元撰《水經注》,其中有二十余處引用《佛國記》。一為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北魏在洛陽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座寺廟,記當日洛陽之繁華,亦如法顯之情懷所記;但對於昔日帝王之腐化亦多著墨。 [47] 《四書》〈孟子先進章〉。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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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顯大師(西元337-422年),俗姓龔,平陽郡武陽(今山西襄丘縣)人,兄弟四人,其中三人均於幼年死亡,父母也擔心他長不大,三歲就將其剃度為沙彌,其實仍住在家中,八歲時因害了一場重病,就正式將他送入寺廟。十歲時,其父親過世,其母親要接他回家,他拒絕了。後來他母親也過世了,就決心出家,二十歲接受比丘戒。
玄奘大師出生年代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說為隋開皇二年(600年);一說在仁壽二年(602年),其先祖為小吏,但家道中落。因其兄長捷法師出家於洛陽之淨土寺,自幼隨其頌讀經典。隋大業八年(612年),師約十二歲,
法顯是在一個全家恐慌其死亡的平凡家庭中出生;也沒有親情依恃,在寺廟中接受教育,自我成長,到了花甲之後才蓦然地想到漢地律制不全,決心參訪印度。
法顯大師於東晉隆安三年(399年)從西安出發,那時長安正為後秦姚興所據。西元383年肥水之戰,東晉打敗之前秦,符堅兵敗,為興所篡,北方正是五胡十六國的分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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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兩大師經過西域時代,佛教仍是很盛,也都受到沿途國王的禮遇,但玄奘大師所受之禮遇格外優渥,甚至大多要求其留住弘法;[7] 而法顯一行大多只能受到短時間的接待,甚至拒絕參加當地僧侶之法會及早晚課。[8]
接下來分析兩位法師旅印前之中印交通情況。
在漢武帝時代中,即西元前138~115年,張骞兩度出使:第一次為匈奴所拘留十三年,並逼其結婚生子。後經逃脫繼往西方諸國,返漢時故意避開匈奴故道,經羌地僭返。告以西域大宛有天馬,武帝遂拜張骞為中郎將,率領三百眾,人、馬各二,牛羊萬數,金帛萬千。骞以其名列副使,分派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等國,以後各國先後使漢來賀,漢封骞為博望候,其繼任者亦按例封博望候,[11]長期擁有撤馬爾罕以東之地,以重視西域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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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到了東漢已喪失了撤馬爾罕到疏勒以西之地,而總的來說在法顯經中亞之前的陸路早就通了,這與先後時代之經略政策之改變並無關系。
漢元帝時(西元前48~33年),「自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又船行可二十日有谌離國即印度西南沿海之shaliyat港……步行十余日有夫甘都盧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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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在玄奘大師之前,留學印度的僧伽不下六十九人,[31]但其光輝多為玄奘大師所掩蓋,尤其法顯大師應有之地位也顯得不足輕重。但我們若一一分析,在某些方面,法顯西行,對中國歷史、文化及佛教所產生之影響應更為深遠。
由以上所論,可見兩漢即有中印交通,法顯不是第一位到達印度的中國人;但卻是第一位中國法師經鐵門到印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