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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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今天整個世界，都面臨民族問題、民主問題，以及主權問題，這些都是屬於政治問題。

今天整個世界，也面臨吸毒問題、青少年犯罪問題、性泛濫問題，這些都是屬於社會問題。

今天整個世界老人、兒童必須有賴社會立法來保護，失去了家庭之溫暖。老人固已注定寂寞終身，而兒童成年後，亦變成自私、冷漠、孤獨。

個人人格分裂，必會帶來社會秩序解組；社會秩序解組，必會帶來政治上之叛逆。反之，亦會使得個人人格愈加分裂。這些問題，呈現在未發或正開發之國家中更為嚴重。

為何會有這樣的結果呢？我們認為，是因為：人們在政治上、社會上，乃至個人生活上都沒有「皈依」感。

已開發之國家，已奠定了完整之政治制度；確定了一定社會規范；培養了個人獨立之人格。獨立人格之個人，就在治人與治於人之間，維持了一個均衡點，也正是政治、社會、個人之皈依處。但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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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倫理來看，仍是沒有皈依處的。

正開發中之國家或未開發之國家，多為賢人、強人，乃至暴民政治，全賴其個人領導；且政權之篡奪、政變頻繁，人亡政息。政治、社會、個人沒有均衡點，也就沒有皈依處。

論及「皈依」，我們不能不溯及釋迦牟尼佛所創之「三皈(Tri-`sara.na-gamana)制度。這種制度，維系了佛教兩千多年。而且，歷久常新。所以我們確信，三皈依對現代社會，應有積極地啟示作用。

所謂三皈依，根據《阿含經》：「阿難，唯提波羅陶師歸佛、歸法、歸比丘眾、不疑三尊……」[1]

為何要歸依三尊呢？佛陀說，是表現歸依的人具有三種本身自有的德性：「有三自歸之德，雲何為三？所謂歸佛第一之德，歸法第二之德，歸僧第三之德。」

三尊，有什麼值得尊重、歸依呢？

就佛而論：「諸有眾生，二足、四足、眾多足者，有色、無色，有想、無想，至尼維先天(navasa~n~ninasa~n~nina)上，如來於中，最尊、最上、無能及者……諸有眾生承事佛者，是謂承事第一之德，以獲第一之德，便是天上、人中之福，此名第一之德。」[2]

就法而論：「所謂諸法，有漏、無漏、有為、無為，無欲、無染，滅盡、涅槃。然涅槃法於諸法中，最尊、最上無能及者。諸有眾生承事法者，是謂承事第一之德，以第一之德，便受天上、人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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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阿含經》卷12，《含婆陵耆經》，佛光阿含經，《中阿含經》一，頁424。

2. 《增一阿含經》卷13，<三寶品> 第二十一，佛光阿含藏，《增一阿含經》一，頁399-401。；尼維先天，即非想非非想處天，為無色界第四天，三界中最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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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此名第一德。」

就僧而論：「眾生之中，如來眾僧於此眾中，最尊、最上、無能及者。……是謂承事第一之德，以獲第一之德，便受天上、人中之福，此名第一之德。」

綜此三德，佛為一代之教主，證得涅槃之聖者，自為一切眾生中之第一德；佛陀因之修行，而證得涅槃法，自為形上、形下第一法；皈依於佛、法之僧眾，放棄了個人財富、聲、色之娛，自亦是佛陀徒眾之聖者。

「三自歸」之歸依者，自然具有三種德性；而虔誠地歸依，更是與三德合一。這也佛、法、僧，以及一切有情眾生之均衡點與皈依處。

如果我們將「佛」比之於「國家領導人員」。將「法」比之於「法律、法規」；將「僧」比之於「各級行政干部」，也有三德之尊，也是受尊之三德。我們的現代世界，一定更為美好。

根據《聖法印經》及《法印經》：「清淨、空性、寂滅」就是涅槃[3]。歸依「法」，就是歸依清淨、空性、寂滅，也就是歸依涅槃。

為什麼要依「法」呢？因為此「法」即是真理，是佛陀所發現之真理：「法爾如是，法住法界，此法常住」[4]；僧是上承佛陀所發現之真理，下化眾生的傳道者。由此可知：歸依「法」是知識范疇，歸依佛與僧則是倫理與道德范疇。

換句話說：三皈依，乃是通過佛與僧之倫理、道德范疇，以達到最高真理涅槃法之知識范疇，這是我們站在哲學思辨立場說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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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正》二，頁500，及拙著《中印佛學之比較研究》頁110，中央文物供應社發行。

4. 《雜阿含》卷11，《大正》二，頁8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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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宗教立場看：涅槃乃是眾生之究竟解脫，這才是最高之倫理，才是真、善、美之極致。尤其印度之學者們，大都將宗教上之「解脫」列入倫理學之中；西方從希臘乃至士林哲學家，雖然也論及動機與方法之善，但極終之善還是上帝，人們認知了神，也認知了真、善、美。那才是最終極之倫理。

佛教是宗教，其歸依法，也是倫理的。因此，我們說佛教之三歸依，也就是佛陀為佛教所建立之基本倫理，也是佛教的大憲章。

二、三歸依之價值

釋迦牟尼佛有大智，所以有大悲；有大悲，所以有大智。大悲在於濟世久遠，大智在於以前為鑒。他的思想與方法都是取自印度傳統與非傳統之精華，去蕪存菁而成[5]。而他為佛教立的大憲章——三皈依亦不例外。

(一)三皈依之溯源：原來印度教之大憲章就是所謂三綱領：「吠陀天啟，祭祀萬能，婆羅門至上。」如果用佛陀的話說，則是：「皈依吠陀，皈依祭，皈依婆羅門。」其中皈依吠陀與皈依婆羅門就等於皈依法、皈依僧。

佛陀受耆那教(Jainism)的影響很多，基本上，三皈依也是直接受其影響的。耆那教之耆那(Jina)不是教主，而是解脫的聖者。他們除了皈依耆那教教義之外，也皈依僧，皈依耆那。耆那與佛不同者：除其所服膺之教義不同外；佛陀為教主，而耆那只是解脫的大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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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見拙著前書，第三篇，頁617-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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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創憲章：佛陀時代已見婆羅門教的敗象，認為他們所「皈依祭」是迷信，其所皈依之法《吠陀經》更不足恃，因之靠祭祀營生之婆羅門更不值得皈依。

耆那為大靈魂，佛陀是倡緣起的，當然反對靈魂說，自然也不贊成其法與僧。但佛說「三皈依」之概念則是從婆羅門教、耆那教而來的。

此外，佛陀除了不得以上兩者之教義外，同時也反省婆羅門的腐敗，不足以發展教務，《吠陀經》與祭祀也不足以鞏固其信仰中心。

耆那教的僧雖然修苦行，足為萬世師，卻不足為萬世法，所以不能開物成務，其抽象不實之「耆那」信仰亦不足成為信仰中心。

所以佛陀建立僧團之戒律，以防僧團腐敗，蹈入婆羅門之覆轍。改耆那教僧團之修苦行為「中道修行」，以利宗教之發展。

同時，將虛無、形上、神觀為中心的歸依，改為他本人、人格的、現實的，佛陀為皈依中心。

可見，三皈依之概念或名詞雖是得自前二者；但佛陀三皈依之內容與精神卻是佛陀自行創立的。唯有他具有大悲、大願才有此氣魄，直下承擔；今天也足以證明是因為佛陀的大悲、大願，才能使四眾弟子感動而聖法長住。

(三)聖法長住：佛教傳到現在，已歷兩千四百多年[6]。之所以能聖法長住，歷久常新，實應歸功於佛陀高膽遠矚，自己為佛教樹立了倫理宏規，而成為佛教大憲章；而此憲章還能傳之久遠，其原因如次：

1.佛於眾生中最尊：從《六度集經》[7]所載佛之本生；以及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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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佛陀出生與涅槃年代不詳。室利蘭卡學者以為公元前五六四～四八○；中國學者認在公元前五六八～四八六。參閱拙譯《印度通史》下冊，頁1614，國立編譯館出版。拙著《中印佛學比較研究》，頁977-988。

7. 《大正》三，本緣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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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經如《華嚴》，《法華》、《楞伽》諸經中所載：印度傳統文獻，遠比佛陀之前幾百年，乃至幾千年之神、魔、仙人，都皈依了佛，成為佛陀大弟子。如以文獻學、歷史法則來看，簡直是笑話。但如站在文學或宗教上來看，也更顯出它的價值。

譬如佛陀前生若干世本生為鹿，見人溺於水，而救護之。前本生為魚王，見眾魚為漁網所捕，乃以大尾刺破網，而群魚得逃生等故事[8]，皆在說明悲心存於一切眾生之中，低等動物尚有悲心，何況人！

佛能使群魔、諸神、諸仙都能皈依其座下，乃是指佛陀的悲心能寬恕怨敵，攝服諸神、眾魔，這自然已屬有情眾生中之最尊了。

就現世觀，佛陀以國王太子之尊出家修行，其能捨棄榮華富貴，聲色美食之樂，即已夠偉大了，進而能得大證悟，實非常人所能；成道後倡眾生平等，使得最低的首陀羅也能與婆羅門同起同坐。佛陀甚至優先為理發匠的首陀羅剃度，他就是有名的優婆離(Upaalii)。

佛陀在《阿含經》中所揭示之修行內容是從如何做好個人之本分為起點，首先要分別善惡，知道自己的缺點，努力學習，親近好人，追求正法，獨立思辨，依次奉行。像這樣作為一個公民的條件做到了，才能正式出入戒、定、慧三無漏學，然後才能證入解贶道。從《阿含經》中，我們所看到的大都為求「建立人間倫理」，其所示倫理條目，可說超越任何宗教之教條[9]。可見佛陀最重世法。其原因有兩點：其一，人生倫理，是解脫倫理之基礎；其二，救度眾生必須建立社會倫理。換句話說，佛陀之悲願是要眾生解脫，也同時完成了人間的倫理教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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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前，頁32上、下。《六度集經》第五十一及六十。

9. 楊郁文先生之《阿含經講義》，尤其12，學、道過程表解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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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論從佛陀之人格，佛理之教化，以及他教化之精神與方法看，他都是「眾生之中最尊」。

2.涅槃是諸法中之尊：涅槃(Nirvana)，就是清淨、空寂。我們在前面舉過《聖法印經》為例，這應是佛陀最早所給予涅槃的定義。以後他又陸續指出：「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法無常，一切想無我，涅槃寂滅。」[10]之後又演進成《四法本末》說：「一切諸行欲不滅盡此亦難得，滅於愛欲永盡無余，滅盡涅槃。今有四法本末：「一切諸行無常……一切諸行苦……一切諸行無我……涅槃永寂……是謂諸賢四法本末。」[11]這就是以後的四法印。

一切現象的、有形的，都是變化的、無常的，包括「我」在內。既然我也是無常，故無我。我既不可得，而眾生尚一切以我計，所以一切切諸行苦。

涅槃法所以為諸法之尊，在使眾生知道一切空寂之後才不會貪著利養，執著生死；正因為不會貪著利養，執著生死。所以才能發大悲心，救度眾生。在<中般若品>稱之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與空相應。」[12]

佛法深廣無比，但綜言之：緣起因緣法是他的宇宙觀，四谛法是他的人生觀，法印則是他前兩者之究竟結說。換句話說：他是以萬象之遷變歸於涅槃之空寂；眾生之生老病死，歸於涅槃之空寂。在空寂中產生悲願，與空相應，去救度眾生。

這種以超越的出世法，去救治世法，自不愧為諸法之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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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雜阿含經》十，《大正》二，頁66下。

11. 《增一阿含》卷18，《大正》二，頁639-640中。

12. 《摩诃般若波羅蜜經》卷1，<奉缽品>第二，《大正》八，頁121中、下；印順老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緣起與展開》，頁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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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僧為佛眾弟子中之最尊：佛既為眾生中之尊，佛法涅槃又為諸法中之尊，專為傳播佛法之僧眾一定是佛弟子眾中之尊。這是從必然的邏輯而得之結論。再從歷史來看，佛教歷經二千四百多年，現正方興未艾，逐漸發展到了歐洲、美洲，佛教教之威、德，佛法之高深自然為其原因之一，但佛教歷來之高僧大德，代代興起，代代相傳，延佛慧命，實在功不可沒[13]。

究其原因：

(1)佛教有偉大的傳統：出家人以歸依佛陀、佛法為榮，至於為什麼以此為榮呢？我們在前已談到，佛陀為眾生之尊，涅槃為諸法之尊，所以以皈依佛、皈依法為榮。

(2)佛教有豐富的文獻：佛教在印度留下那麼多文獻，遠超過印度正統之宗教，乃至一切其它宗教。基本上說，印度是不重文獻的民族，而佛教能留下那麼多文獻，簡直是一個異數。

而且，更值得一提者，自兩漢、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以來，印度大多數佛教文獻已譯成漢、藏文，則大量佛教文獻亦會在印度遺失。這也是佛教復興的第二大異數。

第一個異數應歸功於佛法本身之深廣，第二異數應歸功於佛法之人文精神與中國儒家精神相契，其出世法又為中國道家相接。

而韓、日文化又早受中國所影響，對於接受佛教亦如中國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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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關於佛教歷代大師輩出，可參閱《大正》四十九至五十二冊，史傳部，《東初老人全集》之一《中國佛教近代》。至於中、印以外其它國家，手頭無數據可考。而日、韓、以及前宋、明以前之高僧，部份已錄於「史傳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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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應歸功於有效之戒律：佛教僧團之維系，除佛、法信仰外，便是戒律了[14]。佛陀在世時，由於徒眾增多，始漸漸規定戒律，大多簡單明了，稱之為「增上戒學」[15]。到了部派以後，有的部派則各有增益，其中以「根本一切有部毘奈耶」為最完整，其它尚有薩婆多部、彌沙塞 、摩诃僧祗等部之戒律。

從內容上分：無論僧、尼，從出家到塗毘，其中行、住、坐、臥，聆法、受戒、托缽、受供、接物、交談等，無一不在戒律中規定著，遠比一個國家的「法規匯編」還要詳盡。茲舉一例：「觀軍學處」說：比丘尼如乞，食或有軍人入寺、或軍人主動找其交談，不算犯戒，但不能表示一己之好惡[16]。像這樣的細微小節，在律中已制定了。可見在印度的佛教僧伽所受之教育是極為嚴格的。迄今南傳佛教多尚因襲之；而中國僧團，為適應中國的社會環境，大致是依禅宗「百丈清規」。不過，出家、剃度、受戒，尚悉依古制。但中國的法師最受人尊重的，還是他們能「嚴守清規」，不近色、不葷食，這在一般凡人看來已足夠為天人師了。食、色，性也，能反制自然，升華人性，佛教之教律能使僧伽延佛慧命具有極大的作用，僧眾為其弟子中之尊，實當之無愧。

佛既為一完格的聖者，雖然有人迷信其為神，但這不礙佛的偉大，只能歸咎於迷信者自身。涅槃空寂，雖有人誤認為是消極，而皈依「青燈古佛」，亦只能歸咎於消極者自身之墮落、頹廢，無損於空相應之大乘行者。雖然，也有極少數的出家人，敗壞清規，但亦不影響大多數僧伽承擔了如來家業。總之，佛、法、僧三皈依制度之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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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詳參《大正》二十二至二十四冊。

15. 見楊郁文先生《阿含經講義》，增上學，頁49-59。

16.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刍尼毘耶》卷14，《大正》二十三，頁98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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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對佛教之發展，實具有重要之價值。

三、現代社會倫理

雖然家庭、社會、國家有其一定之界限，也各有其重心或中心，無論社會如何變遷，此一原則終不會變；而社會又連接家庭與國家成為一個整體社會，也是不變的。

但是，現代的家庭、社會、國家之重心確是變了，而形成了現代社會之特色。那就是家庭、社會、國家倫理之頹廢。之所以如此，我們認為可歸納成下列三種原因：一為政治民主的盲點；二為社會福利的盲點；三為兩極經濟制度的盲點。

(一)政治民主的盲點：傳統以來，無論是賢明的政治或暴君政治，都同樣是寡頭政治。寡頭政治在倫理上所形成之國民是表示喪失思想之能力，盲目崇拜權威。

一旦享受到民主，不是盲目崇拜權威依舊；就是不知民主真谛，以反法治、反秩序為民主自由。在政治上則是反叛性的政治團體；在社會上則是政治的社會暴力；在家庭則形成嚴重之代溝。

實施民主的先進國家，已有完善的政治制度，雖然沒有反叛性的政治團體，或政治的社會暴力，在家庭之代溝也較小；但卻使家庭、社會、國家之領導重心或中心發生了變化。重心或中心在於多數的一方，家庭重大事務往往都賴家庭會議中決定。而社會犯罪才是社會上唯一的暴力，政治上的暴力則消滅於無形。但多數雖合乎公平、民主原則，普羅大眾往往教育程度低，知識不足，理性欠缺，所以多數所選出之候選人未必是理想的當選人，這樣，豈不又變成多數決「非暴力之暴力」，追求「善」的倫理必將受到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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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在民主政治尚未臻成熟的國家，人民對於國家、社會領導重心或中心不是失去皈依感，就是誤認個人自由為民主，容易產生社會暴力。也由政治上暴力，更導致純犯罪性之暴力增加。而現代先進的民主國家，雖然沒有以上的缺點，但是，前面所說，受教育較低的絕大多數所選出之當選人，未必是精英人才，繼之由他們進入議會之後，進入政府主政時，就未必會有理想之法案與施政，政治倫理則無法建立。

(二)社會福利的盲點：隨著政治經濟的發展，社會亦跟著發展，社會福利就是全民普遍的要求。基本上說，這是政府與人民在權利與義務上之均衡發展。

今天，政府權力已伸展到家庭與個人，從出生報戶口到死亡撤銷戶口；其中，入學、結婚、治產、納稅、服兵役……無不在政治權力之下生活，甚至家庭之婚姻、財產糾紛，作父母者均無權處理。

在傳統社會上，家長可以處理家務事；社會發達，地方紳士維持社會公信力；政府只是赈災、負責戡亂而已。

今天，既然政治權力及於家庭、個人，相對地，家庭、個人之權利亦及於政府。凡家庭、個人能力所不及之基本權利必須全賴政府負責。諸如生、老、病、死、衣、食、住、行，以及求職、結婚等。因為今天的家庭，家長之權力已漸消失，族長、地方賢達、紳士也有無力感。因之子女對父母之依靠僅止於未成年時期之養育，以後則自行獨立，家庭倫理於焉淡薄。而父母年老也寧願獨居住在養老院，過著孤獨的寧靜生活。由之，社會倫理亦漸漸在衰微之中。

(三)兩極經濟制度之盲點：我們所稱之兩極經濟制度；一是指資本主義社會，一是指共產主義社會。

1.資本主義社會：雖然今天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於社會福利不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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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力，但畢竟還要保持個人主義與資本集中兩大原則。這便是鼓勵人民，一切向「錢」看。

我們在前面指出：福利社會人民與政府之利義務是直接的，家庭、社會倫理漸漸式微，而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向錢看，利令智昏，個人倫理觀念已日漸淡薄，更使得倫理欲振乏力。

2.共產主義社會：經濟上是計劃經濟，生產社會化，分配社會化，旨在要求分配公平，而不在增進福利。所以他們的經濟落伍。由於人民抱著吃「大鍋飯」的心態，多工作、少工作反正拿的工資是一樣多，致使其經濟落伍，那已是其分配經濟之負現象了。人民所需均是分配而得，各得其分。父母、子母在依存關系上，只有親情；沒有且亦無力有經濟下之瞻養以示孝思。

在社會、家庭倫理上，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可說都有相同的結果。不過在政治倫理上，二者稍有差別，資本主義是「非暴力之暴力」所選出之政府或議會，未必賢與能，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政治倫理，以及政治倫理之修行。共產主義，是靠少數人掌權，以軍隊作權力中心的寡頭政治，未必賢與能，更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政治倫理，以及政治倫理之信仰。在政治倫理上，兩者之現況雖不同，但結果確是一樣。

四、結 論

在本文論及「三皈依之價值」時曾論到：佛教之所以能綿延二千四百多年，而且現在正方興未艾，實在是由於教主具有大慧廣被眾生；有大智締造了佛法；有大行成為證道的聖者；有涅槃空寂、世、出世法之旨歸；還有忠心佛、法，嚴持戒律，慧心四溢，以弘法為己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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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伽。

在本文論及「現代社會」時，曾指出：以民主方式所選出來的政府領導人或代議士，未必是社會精英，甚至是無所不為，專放高論之狂士。如是之人，行如是之政，立如是之法。使執行公務及司法人員，作如是行、如是判。於是，致使失去公信力，政治倫理、社會倫理、家庭及個人倫理亦隨之喪失。

本文並不是特立過高之陳義：希望政府負責人、國會代議士都像釋伽牟尼佛，也無意希望他們的施政、立法都能適於四海，要求執法者與行政官員都具有僧伽的宏願。

而是希望政府負責人、國會代議士都能以政治家自期自許，而後才有大悲心，愛國家、愛同胞；有了大悲心才有大智慧，擬出好的施政，立出好的法案。

但，「徒法不足以自行」[17]，我們今天的法已深入到家庭、個人，已僵化了人與人之倫理關系，使整個社會只見到冷冰冰的法，感覺到暖暖的熱情交流，即使有也是在大眾傳播主導下「擠」出來的幾分情緒而已，而不是真情流露。很多法破壞了各層次之倫理。倫理破壞，則法不足以自行。倫理為法之根本，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所以政、法必須「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然後「有恥且格」[18]。

當然，本文也沒有奢求負責行政官員，有如僧伽，清修自持，以救世為己任。但作為一個公務人員，忠於政府，遵從法規，為民服務亦是天職。

如果政府領導人員、國會議員，能具有充分的自尊與被崇敬，其施政與法案亦值得信賴，行政官員獲得尊重，整個社會公信力必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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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孟子?離婁》上，陳立夫著《四書道貫》，頁627。

18. 《論語?為政》，陳氏前著，頁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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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政治、社會、家庭乃至個人之倫理亦能得到皈依。我們所面臨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家庭乃至人問題當必可稍有疏解。

政府領導人員、國會立法者及各級官員，以及他們所定之法規，如果具有公信力，就能受到民眾的皈依，使民眾能產生皈依處。於是我們可以說：建立皈依政府、皈依法治、皈依公務人員三皈依，即可掄清今天世界之紛亂。

是此，佛教三皈依對於現代社會倫理實有啟示之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