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泉教授:湧泉猶注,寔賴伊人:道安之“動”與慧遠之“靜”
湧泉猶注,寔賴伊人:道安之“動”與慧遠之“靜” ——一個佛學研究者的手記(3) 王雷泉 上個世紀80年代始,中國佛教在一片廢墟中艱難地走上復興之路。在佛教的主體性和宗教品格尚未確立之際,佛教或借助氣功和人體特異功能,或依傍政治威權,以打開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空間。這一狀況,與佛教最初傳入中國的漢末魏晉時代非常相似。《高僧傳》的十科組織,繼譯經、義解之後,神異排列第三;而以儒家為本位的正史,為僧人入傳的選拔標准,也主要視其與政治的關系及神通而定。故在80年代佛教內外的報刊文章裡,經常宣揚道安法師的一句名言:“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但令人深思的事實卻是:道安最得意的弟子慧遠,卻隱居廬山30年不出山,他也有句名言:“沙門不敬王者。” 太虛大師在《中國佛學》中,指出道安-慧遠一系,乃為中國佛教的主動流。佛教傳入中國數百年後,也只有到了道安的師父佛圖澄時,政府才正式允許漢人出家。可以說,中國佛教的主流思想和組織建制,是循著佛圖澄、道安、慧遠師徒的事業而發展光大的。對此,慧皎在《高僧傳·義解篇論》給予高度評價:“中有釋道安者,資學於聖師竺佛圖澄。安又授業於弟子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賢。並戒節嚴明,智寶炳盛。使夫慧日余晖重光千載之下,香土遺芬再馥閻浮之地。”佛圖澄藉助神通攝服殘暴的統治者,為中國佛教教團取得了政治合法性基礎;道安在戰亂中,周旋於護持佛法的國主間,創制了僧尼規范,並推薦鸠摩羅什來中土譯經;慧遠身處佛法精神衰替的南方,以“影不出山,跡不入俗”的高行,維護了佛教的神聖精神。 繼早期譯經、求法、義解高僧,如朱士行、竺潛、支遁、於法開等的努力,到東晉道安、慧遠時代,涓涓細流終於積蓄了奔騰下山的勢能,要在人間掀起波瀾。《高僧傳·義解篇論》對安、遠二公的行事風格有如此論述:“湧泉猶注,寔賴伊人。遠公既限以虎溪,安師乃更同辇輿,夫高尚之道如有惑焉!然而語默動靜,所適唯時。四翁赴漢,用之則行也;三闾辭楚,捨之則藏也。經雲:‘若欲建立正法,則聽親近國王,及持仗者。’安雖一時同辇,乃為百姓致谏,故能終感應真,開雲顯報。” 道安因北方戰亂,率400余僧徒南下襄陽。《高僧傳·道安傳》記載道安在南逃襄陽,行至新野時對徒眾的一番話語:“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道安這番話,說明“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是佛教處於動蕩時期的生存策略;而依國主的目的,則是借助國王大臣的政治力量作為佛法弘傳的外緣,“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因此,在動亂的局面中,道安以自己的道德學問得到南北統治者的尊敬。道安曾得晉孝武帝下诏褒揚,“俸給一同王公”。當378年,前秦皇帝苻堅以十萬之師攻取襄陽,亦稱最大的戰利品是獲得一個半人才。一人者,彌天釋道安;半人者,四海習鑿齒,因腿有殘疾,苻堅戲稱為半人。苻堅請道安在長安主持譯場,出外游覽,則與道安同車出巡。 “語默動靜,所適唯時。”佛家講時節因緣,儒家也稱孔子為聖之時者。如《周易·彖傳》所說:“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慧皎以四翁赴漢的典故,解釋道安“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主張,關鍵在於“用之則行”,即看是否有助於佛教的弘傳、人民的安樂。四翁,即漢初隱士東園公唐秉、甪裡先生周術、绮裡季吳實和夏黃公崔廣。他們長期隱居在商山,出山時都八十有余,眉皓發白,故被稱為“商山四皓”。他們應劉邦之邀,輔佐太子劉盈,即後來的漢惠帝。待天下安定後,又再回商山隱居。 慧皎以“三闾辭楚”的典故,論證慧遠“不敬王者”的價值。三闾大夫,是一種掌管三大姓(昭、屈、景)的宗族事務之官,屈原貶後任此職。“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屈原,既然不見容於執政者,無法挽狂瀾之既倒,則選擇以生命來殉自己的理想。“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楚辭·漁父》)以慧遠為首的廬山蓮社,都是“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稱得上是一個隱士俱樂部,成員多達一百二十三人。 隱士,僅僅只是與仕途脫離,而不是與塵世隔離。蓋“語默動靜,所適唯時。” 強調入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孔子,也有“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治長》)的想法。子曰:“笃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微子篇》) 佛圖澄之“神”,道安之“動”,慧遠之“靜”,表面看來相差極大,但精神實質則一,都是以真俗不二的智慧,為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而采取的契時應機之舉。慧皎論曰:“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則廢指,得兔則忘蹄。經雲:依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教者,謂至道極於篇章;存形者,謂法身定於丈六。故須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嚴,為人廣說。示教利喜,其在法師乎!” 佛教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真正的弘道者,絕非那種拘限於篇章和形相的“滯教”“存形”者,而是像道安、慧遠那樣審時度勢而又忍辱負重者。面臨戰亂,道安在襄陽分張徒眾,自己則毅然留在危險的北方。當慧遠離師南行,請師父臨別贈言時,道安曰:“如公者,豈復相憂!”(《高僧傳·慧遠傳》)師徒間有如此相知相惜者,千秋之後,讀之仍使人回腸蕩氣。恰如南北朝後期慧思對智顗所言:“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因緣所追,今復來矣!” “湧泉猶注,寔賴伊人。”我們完全可以設想:以道安、慧遠的中道智慧與高僧風范,假如道安到了南方,也會有“影不出山,跡不入俗”之靜;而慧遠留在北方,照樣會像乃師那樣有“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之動。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道安-慧遠一系,當湧泉猶注,沖決關山阻礙之後,畢竟東流入海,開演出中國佛教的主動流。 (撰於2010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