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泉

一

蔣孝嚴先生對大陸風景區的高額門票，特別是對寺院收門票的質疑，可謂旁觀者清。天下苦“牆”久矣！當今中國佛教被圍牆困住手腳，面對基督教和港台佛教“兵臨城下”的局面，拆除有形和無形的圍牆，正當其時。

天下名山僧居多，宗教場所收門票，受傷害最大的是佛教，這涉及佛教的宗教地位及發展形式。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經過宗教界與學術界的撥亂反正，澄清了“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句口號，這只是馬克思的一個比喻，不能作為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科學根據。到九十年代初，黨政高層正式提出要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基本解決了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政治合法性問題。

如何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什麼樣的人在引導？在具體操作層面，就提出要引導宗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問題就出在這裡。有些行政部門再把它庸俗化為“宗教搭台、經濟唱戲”，宗教只是招商引資的工具，幫助把地方經濟搞上去。中國文化中的入世性和功利性，從政府到民間，都要求佛教必須為現實服務。經忏佛事演變為商業性很強的“販賣如來”，引起教內外诟病。對這個問題，佛教界是作過抗爭的，趙樸初先生當時提出佛教是一種文化，也就是說不能用工具性的眼光，去看待在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占有崇高地位的佛教。

宗教有信仰、社會、文化三個相互聯系的層圈。強調宗教要為經濟建設服務，或者強調宗教是一種文化，都模糊了佛教的宗教色彩。佛教存在於世的根本是要化世導俗，不能光在外延為自己爭取合法地位，要理直氣壯地突出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主體性。所以我在當時就提出一個口號：“不想成佛作祖的和尚不是一個好和尚。”只能以成佛作祖作為佛教發展的中心，不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到上個世紀末，“宗教搭台、經濟唱戲”這個禍國殃教的口號，受到了政府、教界和學界的一致批評和抵制，但流毒一直遺害到現在。任何一個寺廟的恢復和興建，必須要促進當地的旅游和經濟發展，否則就很難存在。其實，佛教的復興是誰也不能抗拒的歷史潮流，有著極大的發展空間，這就隱含著極大的商機。現在我們要警覺的是在經濟上利用佛教，“廟產興學”的幽靈依然在中國大地上徘徊，各種變種層出不窮，嚴重地損害佛教的聲譽，透支佛教未來的發展空間。現在地方政府和商人蓋大廟、塑佛像，獲得了巨利，起一個非常壞的示范效應。

解決門票問題是需要時節因緣的，大陸佛教界和學術界對此早就提出變革的意見，廬山東林寺早在2007年就取消了門票。現在由蔣孝嚴先生從外部來推動，可謂水到渠成。兩岸的統一應該先從弘揚中國文化開始，希望“第三次國共合作”能率先在佛教事業上得到突破。以上，我先把寺院受圍牆所困的政治、經濟背景，作個簡單的交待。

二

給寺院設道牆收門票，不僅僅是為了經濟利益，主要是在意識形態上依然有對佛教的歧視。我們要分清兩堵牆：一堵是應該樹立的，保護佛教純潔性、神聖性的牆；一堵是應該突破限制弘揚佛法的牆，以利益大眾和社會。

我在2010年1月出刊的《佛教觀察》第八期卷首語《君子素其位而行》中寫道：“當圍牆成為某些利益集團攫取高額門票收入的工具，乃至把寺院與風景區打包‘上市’，寺牆的作用就異化了，它成為隔斷寺院與民眾精神聯系的障礙，抑制佛教事業發展的瓶頸。”

門票問題只是一個表象，更多的是內外勾結，侵害佛教利益。毋庸諱言，佛教內部存在大量低俗化的問題。但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是佛教內部的自我改革，不能由外部力量來操縱。當年慧遠大師寫信給桓玄，要清理佛教、沙汰僧尼，必須由教團自己來解決。他擔心外部的“非善類”，只能把佛教引導壞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隆蓮法師也曾說過：佛教的法律就是戒律。只要佛教堅持自己的神聖性，外部力量也就沒有可乘之機。桓玄當年沙汰僧尼，廬山以其道德所居，“不在搜檢之列”。

佛教是轉世俗的，不能被世俗所轉。佛教要從目前“鬼打牆”的吊詭現狀，改進為“佛跳牆”而海闊天空的格局，就必須真正建立在社會大眾的基礎上。佛法從來就不違背國法，佛陀臨終時講過，要把佛法托付給國王大臣、長者居士。但政府和社會各界要尊重佛教的宗教品格，不要把佛教工具化。

在現時代，佛教不僅僅局限在出家人中，要強調四眾弟子的教團意識。在以網絡科技為主導的現代社會中，山林佛教與都市佛教已經沒有地域上的障礙了。佛教界要扎緊籬笆，保護自己的神聖權益。同時要善用社會力量和主流媒體，跳出圍牆走向社會大眾。道風清淨的寺院不能獨善其身，要引導並支持居士們去經營茶館、圖書館、畫廊、瑜伽館等一切事業，做佛教的事情。

總之，事在人為。佛教界可以通過自身不收門票，顯示一下自己的主體性與神聖性。針對“宗教搭台、經濟唱戲”這種見不得人的伎倆，即煩惱而成菩提，堂堂正正地開展“政經搭台、佛教唱戲”。

——2010年7月20日在廬山東林寺座談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