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史》，一冊。現代蔣維喬撰，成於1928年。1931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現收入上海書店1989年版《民國叢書》第一輯中。

    蔣維喬(1872——1958)，字竹莊，法名顯覺，別號因是子。江蘇武進人。1918年，建議在北京大學哲學系開設唯識課，為我國大學有佛學課之始。1922出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主張毀寺興學，後因皈依谛閒法師，乃頓改以往作風。從政余暇，研究經教，禅淨共修、顯密兼備。1925年就任南京東南大學校長，曾在該校開講“佛教入門”、“百法明門論”等課。1929年為上海光華大學聘為哲學系教授，後歷任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教務長等職，前後執教二十余年。主要著作有：《因是子靜坐法》、《佛學概論》、《佛教淺測》、《佛學綱要》、《大乘廣五蘊論注》、《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呂氏春秋匯校》等。

    本書為中國近代最早出版的一部系統的中國佛教通史，全書分四卷十八章。作者認為中國佛教在教理方面特別發達，而在歷史上向無有系統之典籍可供參考，“研求教理若有歷史為依據，則所得結果更益精確，是則歷史之研究，實是教理之輔助。”乃依據日本境野哲《支那佛教史綱》(史一如已於1923年譯為《中華佛教史》，為武昌佛學院教材)，檢閱正續藏經予以改正、補充，並補敘了第十二章《造像與石經》、第十七章《近世之佛教》、第十八章《近世各宗》等三章。

    卷一敘述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計有《佛教東傳之期》、《佛經傳譯之初期》、《四大翻譯》、《佛教之弘傳與道教》、《隋唐以前之二大系統》(一)(二)、《禅之由來》等八章。蔣氏把佛學總結為泛神論、緣起論、實相論三大理論支柱。在第六章中，認為“因果二字，足以包括佛教全體。”以為小乘以因果論顯示世界之所由成，大乘則以實相論、緣起說表明世界之所由成及三界唯心的理論。由此理論的差異，印度佛教分為龍樹、世親二大系統，下及中國由鸠摩羅什及覺賢(佛陀跋陀羅)所傳之空、有二宗，以及由此而導出的天台、華嚴兩大思潮。並認為隋唐以前尚未有所謂宗派，對日本凝然在《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及《內典塵露章》中所稱十三宗之說，持否定態度。

    卷二敘述淨土思想及隋唐建立的佛教各宗派，計有《極樂往生與兜率往生》、《天台宗之起原及其開創》、《嘉祥之三論宗》、《造像與石經》、《會昌以前之佛教概況》、《唐之諸宗》等六章。認為北魏之石窟造像及隋代靜琬所刻之石經，乃佛教史上重大事實，故增設一章以專門敘述之。石窟與石經，皆與北方統治者的毀佛運動有關，故不能僅看作美術而已。位於大同的雲崗石窟和洛陽的伊阙石窟，雖始於魏文成帝的復興佛法之後，然據志書所載，亦不限於帝王之家，人民亦多作此功德。石經可溯自北齊時的慧思，慮東土藏教有毀滅時，發願刻石藏，密封巖壑中，弟子靜琬，承師遺志，乃於涿州西北之白帶山(今之北京房山)鑿刻石經，自唐至遼，歷代續刻，迨元至正年間，仍有高麗僧慧月繼續此事。然蔣氏說明代以後刻經無聞，此語並不確切。

    卷三敘述中唐及宋以後的佛教，計有《華天之再興與唐武周世之破佛》、《宋以後之佛教》二章。詳述因佛教盛極之弊，引起狄仁傑、韓愈等憂世之士谏言。而在五十余年中，佛教經唐武宗和五代周世宗二次滅佛事件，“經典既失，人才亦稀，益陷於衰微矣。”認為我國佛教之末期，所應注意者，為諸教融合之傾向。“總之宋以後之佛教，唯禅獨盛；以無所羁束為高，其弊在放浪；因惹起其他教律之抗爭，不易一致；故眼光高大者，或謂禅教一致，或唱三學一源，以企其融合。”

    卷四補敘了清代和民國的內容，有《近世之佛教》、《近世各宗》二章。歷述順治、康熙、雍正、乾隆諸帝的參禅、崇佛、刻經，嘉慶以後，國勢凌替，佛教亦隨之衰頹。至光緒年間，隨西學輸入，士大夫競談變法，推翻墨守儒學之成見，研究佛學之風，亦勃然興起。居士佛教之勃興，對近世佛教的復興影響最大。最使蔣氏欽佩的有宋世隆、畢奇、周夢顏、彭紹升、鄭學川、楊文會和高鶴年。民國以來，佛教所以有興盛之曙光，其動機不外三端：(一)清末中外交通，西方學術輸入；科舉廢，學校興，學者思想解放，不復拘拘於儒家一孔之見；對於外來科學，固喜從事研究；而對古來相傳之學術，亦多為之整理；有文藝復興之現象；(二)佛典單本之流行，得之較易，喚起學人研究之興味。(三)元年至今二十余載，戰亂不息；民生因苦痛而覺悟，遂皈依佛教，以求精神之安慰；故有革命時善戰之軍人，亦一旦屏棄萬緣，祝發入空門。

    本書雖是編譯本，畢竟是中國最早用近代方式所撰之佛教通史。特別是自撰近世佛教部分，縷析各宗代表人物、流行情況和特點，對近代佛教史之研究有草創之功。(刊於《法音》1996 年 第 2 期)

——陳士強、王雷泉等主編：《中國學術名著提要·宗教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