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死亡學的重要課題。對這一問題，東西方多家宗教、哲學，都早已作出過明確解答，主張各有不同。死亡學應從科學角度，對各種解答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判。當然，如何對待死亡，大概終究是個宗教、哲學問題。

東西方諸家哲學宗教對待死亡的態度雖有不同，但出於人求生之本能，力圖以自認為有效的方式抗拒死亡、解除死亡焦慮的實質，並無二致。其用以對付死亡的策略，大略有達觀主義、信仰主義二途。

達觀主義的死亡觀，多認為人必有一死是不可逆轉的自然規律，人應正視此現實，無須畏懼死，無須白費力氣去考慮死的問題，應把全部的注意力凝集於現實人生價值的創造。中國儒、道兩家的死亡觀，即屬此類。儒家從理性實用主義出發看待死亡，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名言，集中表達出儒家對待死亡的根本態度。死，在儒家看來是不足為慮的，為人應考慮的是如何正確生活，求道求仁，治國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以垂范千秋的精神不朽戰勝死亡。這種死亡觀至今尚為很多人所認同。西哲伊壁鸠魯、斯賓諾莎等的死亡觀頗近儒家，伊壁鸠魯認為死的問題根本用不著去考慮，斯賓諾莎說:

一個自由的人很少考慮死，他的英明就在於不考慮死而考慮生。

道家莊子則從自然主義出發，對生死作了更深刻的洞察，主張“齊一生死”，將個人生命融入自然中，做到“生而不悅，死而不禍”，以保全性命之真為人生價值所在。

達觀主義死亡觀雖然可支持一些哲人智士在死亡面前表現出超然灑脫的態度，但骨子裡仍透出一種於死亡現實無可奈何、退而求其次的悲哀。儒家雖不患死而“哀死”，正是無力改變死亡悲劇的失敗情緒的流露。莊子的齊一生死，則以“與道為一”而獲永恆的自在為追求，實有信仰主義的成分，即使如此，當莊子反思人生價值時，也不能不對人們“其形化，其心與之然”的死亡下場表示“大哀”。至於多數芸芸眾生所抱達觀主義的死亡觀和只著眼現在、不考慮死的人生態度，往往流於享樂主義、縱欲主義，成為孳生許多丑惡現象的淵薮和作惡者的精神支柱，何況它仍不能從根本上解除死亡焦慮。

信仰主義死亡觀，多由虔信某種宗教之說，獲得戰勝死亡的精神安慰。如信基督教、伊斯蘭教等神教者，相信肉體雖死而靈魂不死，只要按神明降谕的法則生活、忏罪，死後便會蒙受神恩，靈魂永生於天國享“永恆淨福”。道教徒則相信通過修煉可達長生不死或陽神永生於天界、仙境。很多中國人起碼相信死後會去做鬼，不是一死永滅。

宗教的來世幸福、永生不死之說，對宗教信仰者來說，的確提供了一種足以使他們擺脫死亡焦慮的解毒劑，其實際功用為叔本華、馬林諾夫斯基等人所肯定。心理學大師榮格《探索心靈奧秘的現代人》一文中說:

在一位心理治療的醫生看來，……相信宗教的來生之說是最合乎心理衛生的。當我住在我知道兩個星期後就會倒塌的房子裡面時，我的一切重要的生理機能都會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而遭到破壞。可是，相反地，如果我自己覺得很安全，我便能很正常、很舒適地住在裡面。因此，從心理療法的觀點來講，人最好還是把死亡只看做是個過渡而已，只是生命過程的一部分，它的范圍的持久性超出了我們的認識領域。

當然，宗教永生的信仰，也有其嚴重的缺陷:它對越來越多的不信仰宗教者絲毫起不到安慰作用；神教教義經不起近代理性的考核，死後是否真的永生，難以證實，在邏輯上反而容易證偽，而且，將永生的希望完全寄托於神的恩賜，寄托於來世，未免過於消極，有“精神鴉片”之嫌。至於道教追求的長生不死，因乏成功例證，更難令多數人相信。

佛教作為宗教的一種，其死亡觀從表面看亦屬信仰主義一類，當然也就具有其它宗教永生信仰的解毒作用。若進一步深入考察，可發現佛教死亡觀獨具特色，兼有達觀主義、信仰主義死亡觀之長，又可免二者之弊。佛家對待死亡的態度，大略有三個層次:

第一、正視死亡，畏懼死亡。

在諸家學說中，佛家以大談死亡而著稱。佛教教義綱宗“四聖谛”之首“苦聖谛”，即揭示死為人生最深重的痛苦，對死苦多所描述。如說人“獨生獨死，獨去獨來”`，[1]生時死時都是極其孤獨淒惶的。死時身心分離，其痛如“生龜脫殼”；死時永訣人世，永離所愛，永離人世諸般幸福，所愛的東西一樣也帶不走，所謂“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不僅自己哀痛，其親人眷屬也都悲戚哀傷，如《佛說無常經》的一首偈子所述:

父母及妻子，兄弟並眷屬，目觀生死隔，雲何不愁歎!

《無量壽經》描述人死別時，“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婦，更相哭泣，一死一生，迭相顧戀，憂愛結縛，無有解時。”

佛家如此力揭死苦，旨在教人直面死亡現實，從終極價值的角度冷靜反思人生的價值與意義，把對死亡的本能性畏懼轉為理性的畏懼，由畏懼而激發戰勝死亡的強大意志。這與被死亡學所贊同的西方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先行到死”以超越存在的態度頗為相通。海德格爾說:

誰以最大的悲觀態度來看待人的將來，誰倒是真正把改善人類前途的關鍵掌握在自己手裡了。

按此，則佛教無疑當得起以悲觀態度看待人的將來(指死亡與死後)之冠軍，當然也就最有可能真正掌握改善人類前途、超越死亡的關鍵了。中國佛教徒常言:“人生之臘月三十日，應及早備辦。”這種態度較之不考慮死，顯然要聰明、積極。若連死亡的可悲現實都不敢承認，不敢正視，故作掩飾，或從實用主義出發而不予考慮，強作達觀，則何以作出超越死亡的努力?按佛學和存在主義的立場，“未知生，焉知死?”應反轉來說:“未知死，焉知生?”不知、不以智慧審視死亡現實及死亡真相，人生意義何以確定?生命謎底何從揭破!

第二、依自力、依智慧切實超越死亡。

這是佛家對待死亡的根本立場。在佛家看來，戰勝死亡、獲得永恆的幸福安樂——涅槃，是人生應有的目標、最高的價值。佛書常言:“生死事大”，不解決自身存在的根本問題，“與畜生同死，自投黑暗”(《中阿含·箭喻經》)，無異於“人身牛”，是枉度了此生。佛家自信:人有戰勝死亡、證得涅槃的能力和智慧，“眾生皆有佛性”，“自心寶藏一切具足”，就看善不善於挖掘、開發。超越生死，無須仰賴神明恩賜，全靠自己，要在用理性如實觀察宇宙人生的真實，調攝自心令與真實相應。佛陀和無數佛門弟子已通過修行實踐，開辟了超生脫死的大道，只要肯依其成功經驗修行，人人都可或快或慢地戰勝死亡，臻於常樂我淨的涅槃境界。

第三、了死在於了生。

從佛法看來，了死、超越死亡的關鍵，在於“了生”——參透現實人生的真相，過好此生。因為死從生而有，生為死之本，也是超越死亡之本。戰勝死亡，全憑此身，“人身難得”，至為寶貴，須珍重愛惜，萬勿虛度浪擲，應過得有意義、有價值，尤其是應趨向、創造超越死亡、證得涅槃的終極價值。從四谛、十二因緣到禅宗、密法，都以如實觀照人生現實為佛法核心內容，以如實認識自心為了生死的訣要，落實於具體操作技術，則是如實觀照現前一念，照破其從緣而生，空無自性，生無所從，去無所至，本無實體出生(“無生”)，無生則無滅，無生無滅則本來涅槃。“佛唱無生”，成為人們對佛教生死觀的概括。涅槃就在世間，是世間、人生“無生”的本面，不在遙遙彼岸，不在天國仙島，不在他生後世，只有從如實現察現實人生去體悟，從如法修行中去實現。《雜阿含經》記載，婆羅門教徒聲言他們為追求死後往生天國永享快樂而刻苦修行，佛弟子則稱他們所追求的快樂為“非時樂”(死後快樂)，佛教徒則為“現法樂”(現前享受快樂)而修行，且已得到現法樂。所謂修行，終歸是以智慧為導，過好此生。首先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過好物質的、倫理的生活，做個好人，獲得今生現世的安樂乃至後世的安樂；再上則修定修慧，淨化自心，斷諸煩惱，以期即生超出生死。最上者行大乘道，發盡度眾生皆趨涅槃的宏願，在社會生活中修六度四攝，赤誠奉獻，在“利樂眾生、莊嚴國土”的不懈活動中，趨向超出生死而又不獨享安樂的“無住涅槃”。近代太虛大師等稱此為發達人生為本的“人生佛教”、“人間佛教”，實際乃佛教一貫的主旨。

從佛教教義及修行實踐看，佛家雖然從重視死亡、畏懼死亡出發，而落腳點終在現實人生的價值創造、潛能開發，與其說其重死，無寧說其重生。死亡的悲劇，在佛家成了戰勝死亡的能源，用佛法的慧眼觀來倒成了值得慶幸的事。一個行大乘菩薩道的人，既然參透無生之本面，體悟到永遠不死的法身，全身心浸潤在普渡眾生、利樂眾生的無盡悲願和忘我奉獻中，就不會汲汲於考慮肉體的死亡，也甘願無數次再來人間受死，出入生死，在他們看來不過是一種游戲，何有畏懼焦慮之可言!

縱使不能臻此境地，只要認同佛家之說，在自心田中播下了菩提種子，多少修學佛法，有了做人的主心骨，有了終將超越死亡的信心，即便是只相信六道輪回，其死亡焦慮也會大大減輕，其人生也會過得較有意義，較為道德，起碼不至於像享樂主義、拜金主義者那樣放肆作惡。從死亡學的角度看，佛家這種正視死亡、立足人生，以現前獲得超越生死的真憑實據為旨的死亡觀，無疑勝過諸家，值得開發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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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佛說無量壽經》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