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佛教隨中國末代封建王朝的衰朽而老邁不堪。面臨列強的宰割、西方科技文明的強力沖撞，愛國志士紛紛謀求自強之道，在一批賢達力倡教育救國的同時，佛教界也提出了辦學興教的口號。

辦學興教與教育救國，內涵雖有不同，但有著共同的出發點。古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毛澤東說：“人的因素第一。”以人為本，乃中華文化的一大傳統。一切文化，的確都是人的創造物，佛法更說“一切唯心造”，能創造的主體——人，當然是決定經濟政治文化等所造物的根本。欲扭轉貧窮落後、任人宰割的國運，須賴大批掌握先進科學技術、具有現代意識的人才；欲振興積弊叢生、羼弱衰竭的佛教，豈能沒有大批有願力、有德行、通佛學與世學的佛教人才，尤其是歷來作為住持佛法主體的僧才。大批人才從哪裡來？只有全力辦學校培育。

僧教育的勃興

有感於“僧徒安於固陋，不學無術”的狀況，曾游觀歐亞，頗具近代世界眼光的楊仁山居士，受基督教和日本佛教開辦宗教院校的啟發，呼吁中國佛教“欲求振興，惟有開設釋氏學堂，始有轉機。”伴隨著采西方教育體制的新學堂的遍地開辦，取新學堂體制的佛教學堂，開始出現在神州大地上，與一些長老們為對付廟產興學風潮而開辦僧學不同，楊仁山居士於1908年在金陵刻經處舉辦的“祇洹精捨”，是一所雖用了佛教舊稱，而實以培育弘法人才為旨的真正的新式佛教學堂。此後，辦學為興教之根本，被越來越多的教界人士所體認，支那內學院、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觀宗學社、華嚴大學、漢藏教理院等佛教院校相繼開辦，至四十年代，國內佛學院校多達數十所。

楊仁山、太虛、歐陽漸等大德之辦學興教，不僅出於以個人信仰為本的護法悲願，而且出於佛學救國的愛國熱忱。他們從佛教的社會功能和佛教與中國的密切關系著眼，將辦學興教看做救國興邦不可或缺的大業。楊仁山強調：

東亞各國，雖變法維新，而教務仍舊不改，且從而振興之，務使人人皆知教道之宜遵，以期造乎至善之地。

我中華長期以儒釋道三教教化，歷代尊崇，而佛教衰壞已久，“若不及時整頓，不但贻笑鄰邦，亦恐為本國權勢所奪。”1他提議各地寺院提供經費，開設釋氏學堂。他自己率先舉辦祇洹精捨，不僅為本國培養弘法人才，還有為復興印度佛教輸送人才的打算。太虛大師從“以佛法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把世界改善”的人間佛教思想出發，以辦學育僧為其弘法活動的重點，他的業行中，表現出一種救國興邦的熾烈愛國熱情。

楊仁山等大德參照西學尤其是日本佛教院校的體制，設計了創辦佛教學堂的方案。楊仁山提出從內外兼學進至深入佛學的三級九年學制，設想九年卒業，方可做方丈、說法傳戒。太虛大師設計了小學部、中學部、學戒部、大學部、研究部五級制佛學院，以後又提出在佛教辦小學、中學的基礎上，設律儀院、普通教理院、高等教理院、參學處四級九年制佛學院。

由於種種條件限制，他們的辦學方案未能變為現實，但自祇洹精捨以來的數十家佛學院，率皆改變中國佛教傳統的師徒授受式教學法，采用新學體制，課程以佛學為主，兼學文史外語，如祇洹精捨開設佛學、語文、梵文、英文等課。歐陽竟無居士創辦的支那內學院，下設問學、研究、譯述、考訂、刻經、宣傳等部及法相大學，教學與研究、翻譯、刻經齊頭並進，開設有“佛學五科”(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因明、梵文等課程，教學采用講演、討論、指導研究的方法。

太虛大師創辦的武昌佛學院設專修班、大學部、研究部，開講的課程除佛學重要經論外，還有印度佛教史、印度六派哲學、佛教各宗派源流、中國哲學、漢語、日文、梵文、英文、藏文、倫理學、心理學、生物學等。閩南佛學院開設的課程曾多達五十余門，文化課程有數學、歷史、地理、科學概論、哲學、世界宗教、教育學、藝術等。學生多由僧俗兼收轉向專攻僧人，由居士主持的支那內學院則主要收在家人。由僧人主持尤設在寺院內的多數佛學院，多實行學修一體化，學生依叢林規范，課誦、坐禅、出坡勞動。

支那內學院等，亦強調知行合一，以師、悲、教、戒為院訓。在注重信仰、願力的培養與佛法的實踐方面，佛學院繼承了傳統佛教教育的精神，與一般新學校有所不同。

佛學院的狀況、成績與問題

出現於經濟蕭條、戰亂連年的舊中國之佛學院，生存大多艱難，多數壽命不長，如祇園精捨只辦了兩年，北平柏林教理院(太虛創辦)成立一年多即停辦。維持時間最長的支那內學院，有三十年的院史(1922—1952年)。其停辦的原因多數是經費無著。除經費問題外，師資缺乏，學生文化程度參差不齊，視師、生條件而開設課程，是普遍存在的狀況。除內院、武昌、閩南、漢藏教理等幾年較好者外，其余佛學院，大多實際上只是佛學培訓班。巨贊法師曾向筆者描述過解放前多數佛學院的實況：

在廟子裡撥出兩間破房，擺上幾張桌凳(有的只有磚頭木條搭就的坐凳)，請一二老和尚講講國文、佛教三字經、彌陀經之類，就叫做佛學院了。

盡管如此，佛學院還是培育出了數以千計有文化、懂佛學，具備講經、寫作、編刊等能力的佛教人才，在佛教復興運動中發揮了主導作用，改變了清末僧尼百分之八十以上不識字的局面。現代佛教僧俗二界的兩面大旗——太虛與歐陽漸，即出自祇洹精捨，仁山、法尊、持松、法舫、顯蔭、常惺、慈舟、福善、震華、印順、白聖、芝峰、倓虛、寶靜、正果、巨贊、觀空、明真、淨嚴、星雲等高僧，及陳銘樞、王恩洋等居士，皆出身於佛學院。三十年代以後，弘揚佛法的主導性人物，佛學院出身者逐漸占了多數。

佛學院尤其支那內學院、漢藏教理院還為學術界培養出了一批佛學研究人才，近現代在佛學研究上有建樹的梁啟超、梁漱溟、熊十力、湯用彤、缪鳳林、景昌極、李證剛、謝無量、巴宙、張曼濤、譚壯飛、巫白慧、郭朋、田光烈等，率皆曾就讀於佛學院。當代著名的佛學研究專家任繼愈(師承湯用彤、熊十力)、杜繼文、高振農、談壯飛(師承內院院長呂澄)、方立天(曾聽課於中國佛學院)諸先生，也都與佛學院有間接或直接的學問因緣。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佛協集中力量辦了一所“中國佛學院”，十年間培育僧才四百余人。在“文革”浩劫中，該院停辦十多年，造成今日佛教人才青黃不接的後果。可歎的是，在“中國佛學院”停辦後不久，各地大學也停辦數年之久。直到改革開放，廢學誤國的惡果得到反省，科教興國的口號再度提出，隨世俗教育的不斷發展，佛學院校也劫後重生，形成了初、中、高三級體制，大陸佛學院目前已多達三十余所，培養出的僧才，正在接續傳佛慧燈的重任。港、台兩地的佛學院，也有數十所之多。這批佛學院，是未來中國佛教命脈之所系，如同教育事業是未來中國命脈之所系。

佛學院與一般學校既有同樣的體制，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佛學院面臨的問題比一般學校更大：在經費、師資方面，佛學院比一般學校更為困難；在教學方法方面，應試式、注入式教育及注重知識而忽視人格培養和操作能力的缺陷，佛學院校也普遍存在，作為以培養宗教師為旨的佛學院，在佛法修證方面的薄弱，更是致命的問題。這一問題，太虛大師便曾謀求解決，但至今尚未得到根治。台灣有以培養禅師為旨的禅學院之設，是一可行之策。另外，僅以出家眾為培養對象，也過於偏狹，還應有居士佛學院、夜間佛學院、假期佛學院、短期佛學院、專宗佛學院等多種教學體制，以提高廣大佛教徒的佛學水平。

教育興教與教育興國在二十世紀的首未兩度興起，其間的因緣及興學、興教、興國三者間的微妙關系，是一個值得研討深思的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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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楊仁山居士遺著·等不等觀雜錄》卷一，《支那佛教振興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