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兵教授:中國佛學的繼承與重建


 2024/11/19    熱度:73    下載DOC文檔    

中國佛學的繼承與重建

近代以來,隨著社會的巨大變革,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撞,中華傳統佛學遇到了一系列挑戰。如何適應時勢人心而繼承革新的問題,突出地提到了熱心弘法者的面前。

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現代佛教革命的主將太虛大師,便提出過重建中國佛學的方案。一批教界大德,為繼承和重建中國佛學,多方探索實踐,留下了不少成敗的經驗。近四十年來,社會出現新的激變,佛教在飽經劫難後,又迎來了新的轉機。當此百廢待興之際,青黃不接,沉滓泛起,佛教的一些老問題尚未徹底解決,新問題又層出不窮,有再度滑入低谷之虞。

解決諸多問題、振興佛教的關鍵,首先在於提高廣大佛教徒的佛學水平,樹立正確的主導思想。欲期達此,必須著力解決中國佛學的重建問題,提供一種既契合佛意,又與時代精神,現代社會相協調,適宜於現代人學修的現代佛學。筆者對此思索有年,茲不揣簡陋,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淺見,以與同志者商榷探討。

傳統的成就與特點

對傳統佛學的總結回顧任何新文化的建設,都離不開對舊有傳統的繼承,現代佛學的建設,更是如此。因而,有必要對傳統中華佛學作一番總結回顧,以繼承精華,揚棄糟粕。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人中土,綿延已二千年之久。從印度請來的佛學,經漢魏六朝之攝入咀嚼,隋唐五代之消化吸收,宋元明清之傳輸運化,近現代之革新振作,其精華營養,已深深滲透中華傳統文化的骨髓,成為中華文化乃至東方文明的神魂與命脈,並在中華文化肌體中,在與儒、道等學的長期互相作用下,形成了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中華佛學,以中國為中心向外傳揚,復蓋了中華文化圈內的廣袤時空。扎根於中華文化深厚土壤的中國佛學大德,發揮了本民族文化傳統的優勢,在吸取、總攝印度佛學,建立適合中土機宜的中華佛學方面,表現出中國人特有的卓識睿智,其成就極為輝煌。

中國漢傳佛學的成就與特點,除眾所周知的內容廣博、大乘為主、諸宗之學爭妍斗艷等之外,值得繼承發揚的,大略還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本佛宗經的基本立場

太虛大師曾說過,本佛、宗經、重行的道安系,始終為中國佛教思想的主動流。本佛宗經,意謂以歷史人物釋迦牟尼佛為本,以主要出自釋迦佛所說的經藏為宗,依佛經文字般若所示的智境行果闡釋發揮。漢傳佛教諸宗,率皆尊釋迦牟尼佛為本師,除嗣傳不永的三論宗外,其余諸宗之學,莫不宗依佛經而建立,如天台宗《法華》,賢首宗《華嚴》,淨土宗《無量壽》等三經,較為重論的慈恩宗,亦首宗《解深密》等六經。即號稱教外別傳的禅宗,也將法源上溯於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之公案,而且宗依《楞伽》、《金剛》等經印心。漢傳佛教界流傳的佛典中,經藏的影響遠遠超過其它,歷代撰述也以經藏之注解疏釋為主體。與本他佛(非歷史人物的金剛持、普賢王如來等)、本師、宗論的藏傳諸派相比,漢傳佛學本佛宗經的特點頗為顯著。這自與中國本有文化崇先聖、重經訓的傳統有關。

漢傳佛學的這一精神,無疑是應予肯定、繼承的。以歷史人物釋迦牟尼之所修所證為本,乃佛教區別於其它以天啟神降為本的宗教之一大特質,為佛教特具真實性的根本殊勝之點。釋尊由禅思所得的自內證法,為佛法之源,是佛教建立的基本依據。釋尊的自內證法和其應機度人的方便法門,以記述其言傳身教的經藏最為可靠,思想內容亦最豐富全面。智者大師曾言“經富論貧”,後世祖師之造論發揮,及修證經驗之口傳,畢竟是流非源,其內證境界未必及於釋尊之圓滿,其思想內涵未必及於經藏之豐富全面,不無契合後世時機而設的方便之談。欲識佛法本面,體佛陀本懷,最可靠莫過於直承釋迦、宗依經藏,本佛陀所證萬世不移的真理而應紛纭萬變的時勢人心,這是設教弘法應有的基本立場。

二、判教的高度智慧

印度大乘經論中雖已有三乘、三時、五味等判教說,對多種法門進行分門別類,但苞羅未周,影響不大。中國諸宗,莫不以判教說為立宗樹旨之出發點,建立了各自從不同角度著眼的判教說,如天台宗之五時八教、三論宗之三*輪、華嚴宗之五乘十宗、法相宗之三時教、淨土宗之難行易行二道、禅宗之教外別傳、密宗之顯密二教與十住心等,對印度乃至中國的全部佛學內容作了嚴密分析,按說法時間、所對機宜、說法方式、義理之淺深頓漸等,進行分類判釋,抉擇最圓滿了義之說,表現出一種縱觀俯瞰全部佛法、深入研究、明析精斷的高度智慧。藏傳寧瑪派的九乘、四宗見等判教說,所判釋的佛法內容更為廣泛。

諸宗的判教說及判教的思想方法,今天即使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也多分有理有據,應予繼承發揚。判教說的發達,從一個重要方面表現了中華民族對待外來文化高度開放、吞吐自如的寬闊胸懷。

三、對圓深義理的圓滿闡發

佛經尤大乘經所示佛法之理境,內蘊極為深宏,予後人以發揮演繹的寬廣余地。印度大德對佛經義理的闡發雖然十分精微,但也不免受印度文化傳統和時代思維水平的局限,其闡發尚未能臻於圓極。而且部派之學有刻板煩瑣之嫌,及不符契法印的三世實有、法體恆有等論;大乘後期學說經院化,空、有二宗互诤,違背了佛法圓融無诤及重在離言實證的本旨。

中國大德在極盛期印度佛學的基礎上,對佛法尤大乘義理作了進一步的闡釋發揮,因他們禀有中華傳統文化辯證思維及直觀頓悟之長,將佛法尤佛陀果境所蘊的深密義理闡發得極為圓滿。如天台之圓融三谛、一念三千、一心三觀、性具等說,三論宗之四重二谛、四重中道,華嚴宗之四法界、十玄門、性起等說,其哲學思辨之精微、悟境之深妙、義理之圓融、圓滿,均超過了印度佛學,在今日尚堪高踞世界哲學之峰巅。若從天台宗之圓融三谛看,印度佛學只及二谛,且未能圓融,天台則圓融了三谛:若從華嚴宗之四法界看,印度佛學,藏傳佛學主要闡釋前三法界之理,未能將第四層事事無礙法界的理趣闡發透徹,而華嚴宗則窮盡了事事無礙、緣起無盡的至極妙義。至於禅門宗師之妙悟與機鋒,則更超三谛、四法界,不落法界量,直契佛心,妙味無窮。

中國大德的證悟和智慧,中國佛學的成就,並非亞於印度。印度高僧來華,禮贊道安大師為東方聖人,慧寂禅師為小釋迦,天台智者大師亦號稱小釋迦,華嚴宗初祖法順大師被視為文殊菩薩化身,誠非虛譽。

四、簡易切實的圓頓修持法門

一切從人生現實和身心修養出發,將理論學說、玄言妙義歸結為簡易切實的實踐法要,是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一大特征。禀此傳統而建立的中國佛學,亦以簡易切實、契理契機的修持法門——禅、淨二宗之學為主。禅宗雖源出“南天竺一乘宗”,但在印度影響不大,入華後始蔚為大宗,一花五葉,成為中國漢傳佛教的主流與代表。其法單刀直入,頓體妄念本空,自性即佛,將大小密諸乘的教理行果,統攝於言下之頓悟見性及般若三昧之一行,至極圓頓而又至為簡易,可謂最握得佛法之心髓,被譽為東方文明之精萃,現已風靡於歐美。淨土宗教旨雖出自佛經,但在印度未見樹立專宗,在中國則經歷代明眼大德之抉擇闡揚,成為流傳最廣、攝機最眾的易行法門。此宗依阿彌陀佛之本願功德,以深信切願念佛生西的易行道,總攝大小顯密諸乘學修之道的歸趨,示末法眾生以即生出離生死的唯一可行途徑。宋代以來,諸宗的行持,率皆趨歸淨土,禅淨二宗有融合的趨勢。禅淨二宗的建立和盛行,表現出中國佛學大德當機擇法的慧眼,和由本土文化傳統所賦予的以簡攝繁、以頓攝漸、以易攝難的大總持智。

傳統的積弊及對待傳統的兩極偏見

中國漢傳佛學的成就雖至為輝煌,但因受歷史、文化心理等條件的限制,也難免有其缺欠。印度部派佛學的典籍傳入漢地者,主要屬西北印說一切有部,南傳上座部的典籍傳入不多,使得漢地大德主要依有部典籍所了解的小乘教義,有失於片面。由於本土倫理觀念的障礙,印度晚期成熟的無上部密法,未能在漢地傳揚開來,而這一部分密法,傳入西藏,成為藏傳佛學之精華;即中唐傳入的胎藏界、金剛界兩部密法,在漢地亦嗣傳不久,而其學傳入日本,為日本真言宗和台密所傳承、發揮。由於文化心理的原因,印度佛教的因明之學,雖入漢地,卻未得廣布弘傳,施其應有的影響於漢地佛學及中華文化,而從印度傳人西藏的因明學,卻傳揚不絕,形成了重辯論的風氣。總之,在小乘學、密乘學、因明學方面,漢地佛學有不及南傳佛學、藏傳佛學、日本佛學之處。

就佛學之內容體系而言,中國漢傳佛學在今天所表現出的最大缺陷,主要在兩個方面。

第一對人乘正法的弘揚不足。

從經藏所表述的思想體系來看,人乘正法,為大小密諸乘法的共同基址,尤為釋尊當時對多數在家信眾所主要宣說者。其內容包括營生治事、倫理政道、社會福利等發達人生、安定社會的世間法,充分表現出以發達人生為本的人間佛教,乃釋尊教法的基本精神。但由於中國長期以來以政治倫理為中心的儒家思想為治國之本,儒家被統治者尊為正統,迫使佛教在世間法方面不得不順應、依附儒家,自家本有的人乘正法未能得到應有的弘揚。儒釋道三家鼎立互補的文化格局,規定了佛教只管講出世法,其末流則只管送亡度鬼,世間法由儒家壟斷,修身法為道教所擅,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經宋孝宗等的欽定,成為儒釋道三教的固定文化角色,佛教大德們弘法的重心,自然便偏重於出世間法,遂給了世人以佛法只講出世的錯覺,形成不出世則不學佛、學佛則必消極厭世的傾向,掩蓋了佛法積極發達人生的本來面目。藏傳佛學忽視人乘正法弘揚的傾向,更為嚴重。

第二 修學次第的不夠完備。

由於漢傳佛學重在出世間法、圓頓法門,尚簡易,故修學次第不甚嚴格完備。如太虛大師所指出的,未能在教、律的基礎上穩建禅淨二宗。學佛者往往一入門便參禅、念佛,忽視了初入門必先修習的培植信根、聞思經教、發心,持戒,做人等,因而易生因地不真、戒基不固,忽視世間法等弊端,難免產生一些消極的社會作用。相較而言,藏傳佛學的修學次第較為完備。

上述兩大缺陷,是導致中國漢傳佛教在明末以後漸趨衰頹的重要原因。近現代不少大德,對此早已有所認識,力圖改革糾正,然畢竟積重難返,非一時所能完全改觀。還有一些人因對中國漢傳佛學的優缺點缺乏正確的評估,走向墨守傳統與否定傳統的兩極歧途。

墨守傳統者,認為祖傳諸宗之學,不得絲毫移易,甚至久已失傳的宗派,亦需恢復。其繼承,復興傳統的熱忱,固然可嘉,然不知諸宗之學,各應當時機宜而設,是流而非源。契理契機,為弘法的基本原則。時過境遷,社會人心與古昔已大有不同,若固步自封,不適應新的時機而施設方便,以滿足現代人的需求,則佛法難以被現代人所接受。弘揚佛法,應以利樂眾生、莊嚴國土為立足點,應機說法,使佛法被眾生所運用,起到淨化人心,利益社會的應有作用,而不在如同保護文物一樣護持某種古代的宗派之學。實際上,古代諸宗之學,在今天都有其不足以圓契時機的缺陷,若不革新發展,難以振興弘布。

否定傳統者,以虛無主義態度貶棄傳統佛學,或者從西方人文科學研究的路子,以所謂“原始佛學”或外地的某一宗派之學為准則,否定中國佛學的核心內容心性論及台賢禅淨之學,證《楞嚴》、《圓覺》,《起信》為偽作,斥心性本覺,“真常唯心”說為印度教梵我論。殊不知心性本覺義,出《華嚴》等大乘教典,“真常唯心”義,不過是三法印中涅槃寂靜印的表诠,台賢二宗之圓教義理,質諸佛經,無不有據,禅淨二宗之經久流傳,必有其既契理又契機的堅實基礎。

另一種人則對本土傳統佛學喪失信心,捨本外求,唯認南傳、藏傳、日本的某種宗派之學為真正佛法,欲圖原樣移植,以取代漢傳諸宗。殊不知吸取南傳,藏傳,日本佛學之精華,取長補短,固屬必要,但南傳、藏傳、日本的宗派之學,亦是流非源,各有其契當地時機的方便,亦各有其需要改革的積弊,原樣移植以取代本土諸宗,更難契合時機,即使得以流布,也難免產生弊端。

對於以上兩種極端,太虛大師在《新與融貫》中早就作過批評:

若是固步自封不能適應時代,或標奇立勝,從古代或異地另尋來一個方法,欲以移易當地原狀,則都不免落於非契機的病根上。

關於重建的刍議

回顧傳統,環視世界,展望未來,重建中華佛學,勢在必行,乃時代賦予新一代佛弟子的神聖使命。如何重建,太虛大師曾提出過基本的方針:

時至今日,則須依於全部佛陀真理而適應全人類時機,更抉擇以前各時域佛法中之精要,更綜合其精要而整理之。[1]

這一原則,在今天看來,依然正確。幾十年來,東密、藏密的傳入,南傳佛教典籍的譯介,佛學研究的深入開展,海內外佛教革新的實踐,為系統重建中國佛學創造了條件。根據太虛大師等先驅者的思想,重建中國佛學的基本原則,大略有以下三點。

首先,須“依於全部佛陀真理”。

如太虛大師在《中國佛學》中所說:

不是依於任何一古代宗義或一異地教派來改建,而是探本於佛的行果、境智、依正、主伴而重重無盡的一切佛法。

這須發揚漢傳佛學本佛宗經的傳統,以本源的、全面的佛法為依據,針對時機而汲取發揮。本源的,全面的佛法,非指任何一古代、異地的是流非源的宗派之學,非局於諸宗所依的某一些經論,而是現存全部佛典中所載佛陀遺訓所示的整體佛法。就中國傳統佛學的缺欠而言,在今天應重視長期未予應有重視的《阿含經》。可參酌南傳藏經,補充以藏文藏經,從全部教典中體認本源佛法的內容和結構。

其次,須“適應全人類的時機”。

太虛大師說得好:

現在講佛法,應當觀察民族心理的特點何在,世界人類的心理如何……才能把人心中所流行的活的佛教顯揚出來。[2]

根據佛教的常住真理,去適應時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時代性的色彩,隨時代以發揚佛法之教化功用。[3]

什麼是當今全人類的時機?東西方文明從碰撞到交融,可謂當今人類文化思潮之大勢所趨。一方面,近代西方文明高度發達了物質生活,財富空前增殖,科技飛速發展,社會變革、思想轉換的步伐加快,形成了舉世尚理性、重驗證、重視現實生活建設、樂於變革的風氣。另一方面,片面發達物質文明所造成的諸多社會矛盾和社會弊病,促使人們反省文明方向,重識東方傳統文化重精神文明建設的意義,前沿科學的新成果,更不斷促使人們認識東方傳統文化尤佛法的深層價值,大有科學愈發達、佛法愈昌明之勢。處於統一的世界新文化探求中的人類,需要一種足以針治近代西方文明弊病,既與現代精神相協調、而又超越時代的智能,能滿足這一需要者,無疑非佛法莫屬。人類需要佛法,中國需要佛法,這種時勢人心,提供了佛教振興的空前大好時機。然而,各地區舊有的諸宗派之學,不堪完全適應現代人的接受能力,需要順應現代人尚理性、重驗證、重視現實生活建設之機,重建一種科學性與超科學性、世間性與超世間性、系統性與簡易性統一的新佛學。

所謂科學性與超科學性的統一,意謂對佛法原理的闡釋,須運用現代知識,現代科學的成果,在闡明佛法與現代科學相契不悖中,顯示出佛法本具的超科學的價值。

所謂世間性與出世間性的統一,意謂應立足現實人生,著眼於眾生的利樂、人心的淨化、人間淨土的建設,注重人乘正法和佛法在生活中的活潑應用,在現實人間的建設中提高精神境界,升華生命價值,表現出佛法入世間而又超越世間的根本精神,改變傳統中國佛教片面注重出世間的傾向。太虛大師主張的“依人乘果趨向佛果”的大乘漸教、今菩薩行,中國佛協所倡導的人間佛教,即具備世間性與超世間性統一的性質。

所謂系統性與簡易性的統一,意謂在教義的闡述上須具系統性,包攝全部佛學的精華,按內在邏輯組成嚴密的結構,避免煩瑣、玄虛,片面散漫,精簡紛繁名相;在修持法門上須簡易切實,適宜快速生活節奏中繁忙的現代人修學。佛學典籍山積塵封,僅漢文佛典已超過二萬卷,加上梵、藏、巴利、日文等佛典,一個人縱使畢生專攻,亦難盡覽,何暇修證。現代人需要的,不是將佛法愈演愈繁,而是將其精華濃縮而又濃縮,深入淺出,以盡量明白曉暢的語言表述,使人易於掌握運用。

再次,現代佛學的建立,還須立足於本有傳統。

一種在當地能經久流傳的佛法,如中土的禅淨二宗,自有其能適應本地時機的深刻根源,不可輕易廢棄,捨本外求,只宜在原有基礎上,吸取其它地區佛學的所長,改革充實,根據以上原則,筆者認為,中國佛學的重建,目前應著力解決四大重點問題。

1、 基礎佛學的建立與推廣

針對傳統諸宗之學或過於偏專、或過於玄深等缺欠,急需建立和推廣既濃縮了全部佛法精義,又聯系現代知識、用現代語言表述的統一的基礎佛學。這種基礎佛學,應主要宗依經藏,廣攝諸宗,系統、完整、全面地表達出全部佛法的教義體系。其內容,應以基礎教義(緣起法、四谛十二因緣、三法印、一實相印,三學六度四攝等)為根本,發揮演繹的諸宗之學為枝葉。表述的形式,最重要的是依上述原則,編寫一本篇幅適中、高水平的佛學概論書,作為佛教院校的統一教材,流通教內外,作為廣大佛教徒和社會人士學習佛學的入門教科學。此外,以《佛典精選》、《佛言祖語》等形式,按全體佛法的內容和系統,精選原典,提供給廣大佛教徒閱讀,亦屬必要。

2、 修學次第的建立

針對傳統佛學尤禅淨二宗修學次第不大完備的缺點,建立諸宗共通及不共的修學次第。其內容應在五乘共道——人乘正道的基礎上,建立十善等天乘道和三學、三十七道品等三乘(聲緣,緣覺、菩薩)共道,六度四攝等大乘道。以發向善心、出離心、菩提心三心為本。三心的發起,可吸取藏傳諸宗的四共加行道,觀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業因可畏、輪回之苦、學佛之利益,吸取藏傳諸宗修四無量心觀及自他相換、七重觀察等發菩提心之修法。還應針對傳統佛教未能分清出家、在家修學道的弊病,分述出家、在家二眾的不同修學次第和修學內容、修學重點,建立青年、老年、婦女,知識分子、農工商干等各類人學佛的法則、次第。

3、 在教、戒的基礎上,穩建禅淨密諸宗

佛法的旨歸,終在了生脫死。而即生了生脫死的圓頓法門,無過於禅、淨、密三門。此三門皆依佛陀的果地功德而建立,皆屬密法,是漢藏傳統佛學的精萃,尤其禅、淨二宗,為最契漢地學人機宜的法門,至今仍最具生命力,必須繼承弘揚。然應針對漢地學人習禅,淨、密忽視基本教義的學習和發心持戒等諸乘共道的弊病,將禅、淨、密穩建於教、戒之上,嚴格修學次第,強調無論修學何宗,皆須先聞思經教,得正知正見,真實發菩提心,受持三皈五戒,完善物質、精神、倫理的生活,先學做好人,然後才談得上依秘密圓頓法門明心見性、即生解脫。禅宗法門,應針對當今學人根機,巧設參禅門徑和傳禅技巧,參考心理學、超心理學,汲取藏密大手印、大圓滿之方便,攝取氣功,廣開多種禅門,不宜死拘參看話頭公案之一法。密法的修習,應強調嚴循次第,備足資糧,從顯入密,發心真正,師承真正,先肅清為得神通、逞異能、作人師、斂錢財、抱明妃及貪圖便宜等不正發心,淨持顯密共戒和秘密三昧耶戒,嚴禁將密法作為一種氣功來傳授和依止氣功師修學密法,以防學人誤入歧途。

4、 應用佛學的建立

應用佛學,指將佛法的原理和修持方法如禅觀、忏悔等落實於現實生活,運用於學習工作、教育、人體科學研究、心理治療、管理、體育、氣功、養生、文學藝術、武術、軍事、娛樂、旅游、企業管理等各種領域,將佛法與世法打成一片,提供給世人以在生活中活用佛法的方法技巧,使佛法在千百萬人的實用中發揮其淨化人心,啟迪智慧、促進兩個文明建設的積極作用。海外在這方面已有不少成功的經驗。應大力提倡,多方實踐,創立各種佛法應用學,作為現代佛學的重要內容。

依以上原則和重點而建立的佛學,大概能與時代人心相協調,成為契理契機的中國佛學、世界佛學。這種新佛學的特質,可大略總結如下:

以全部經教所示佛陀的整體思想為本源,繼承發揚中華傳統佛學的精華,攝取吸收藏傳、南傳、日本、歐美等地佛學之所長,在系統全面、高度濃縮而又簡明通俗的基礎教義之闡述上,建立以發達人生為本的人間佛教的修學次第,教人在生活中活用佛法,修五戒十善,六度四攝等行,淨化自心,獲得安樂,在此基礎上穩建禅、淨、密,提供給人們一種既能現世獲得利樂,又能即生了脫生死的安樂易行之道。願有志者,有關部門為建立這種契理契機的中國佛學而共同努力,以響應時代,報答四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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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虛大師全書·人生佛教開題代序》

[2] 《太虛大師全書·佛陀學綱》

[3] 《太虛大師全書·新與融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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