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瞬息萬變的時代，稍稍不慎就會被社會淘汰出局。由此而帶來的危機感，使得人們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浮躁，甚至在未及思考之際，就被整個時代拽著往前跑了。究竟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在奔向哪裡呢？我們不能否認發展的意義，但如何發展卻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在世人的心目中，寺院乃紅塵不到之地。事實上，在這個開放的時代，寺院要保持自身的神聖性和純潔性並非易事。所以說，佛教也同樣存在著何去何從的抉擇：是與時並進，還是閉關自守？由此還衍生了更多的具體問題：從寺院經濟的來源和使用，到僧人對待財富的正確態度等等。帶著這些問題，本刊記者安隱采訪了濟群法師。
一、商品經濟與寺院清淨
本刊記者： 在今天，發展經濟幾乎成了一個人人關心的話題。法師長期從事通俗弘法，對社會問題始終非常關注，您是如何看待這一現象的呢？
濟群法師： 今天的社會是一個商品社會，雖然民眾生活因此得到了改善，但一味發展經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包括生態環境的破壞，社會道德的下降，純樸民風的失去。而所有這些，無論對於社會還是個體都非常重要，同時也是金錢無法取代的。所以，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我更多的是感到憂慮。我並不否定發展經濟的作用，但更關心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我希望社會能夠全面而和諧地發展，而不是單一的、片面的，甚至是以付出巨大的代價為前提。
本刊記者： 在人們的心目中，寺院是神聖而清淨的，它不僅是僧人的修道之地，也是民眾的精神家園。那麼，在商品經濟的浪潮中，寺院這樣的宗教場所是否也會受到相應的影響？
濟群法師： 寺院不是世外桃源，作為社會的組成部分，自然也會受到經濟浪潮的影響。尤其是國內的寺院，多數已成為旅游點。而政府又將旅游業作為發展經濟的重要舉措，這也在客觀上帶動了寺院的經濟發展。這些年來，寺院的生活條件普遍得到了改善，但寧靜的環境和純樸的道風也在逐漸失去。在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商業化的傾向，這是讓我最為擔心的。
本刊記者： 法師曾將佛教發展中存在的誤區現象總結為鬼神化、來世化、哲理化和學術化，作為一種新的發展動向，商業化是否也會對佛教的健康發展構成同樣的危害？
濟群法師： 北京有位居士讀到《人生佛教在當代的弘揚》（發表於《人世間》創刊號）之後，對我在文中總結的這幾點誤區現象深表認同。他在來信中還提到：目前，教界原有的問題尚未解決，更出現了商業化的現象。可見這一問題已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我認為，佛教走向商業化，其實就是走向世俗化的表現。在發展經濟的大氣候下，很多寺院從發展旅游到發展各項服務行業，甚至連經忏佛事也演變為明碼標價的貿易活動，帶有強烈的商業色彩。長此以往，佛教主體的神聖性將越來越淡化，最後可能就和世俗沒什麼區別了。如何避免佛教的商業化和世俗化？是當今教界應該探討的首要問題。
本刊記者： 如果寺院也走向商業化和世俗化，我們就將失去最後一片淨土，這既是佛教的不幸，也是社會的不幸。在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寺院應如何保持自身的純潔？而僧人又應如何自處？
濟群法師： 我覺得主要應從兩個方面著手進行：首先是把握好開放的尺度，其次是加強僧眾乃至整個僧團的自身建設。
作為出家人，和社會的接觸要保持一定距離。現代社會的誘惑太多，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紅塵滾滾，所以現代人修行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要難。在過去，一道圍牆就能保障寺院的清靜；而今天，電視、電話、網絡都能突破圍牆的阻隔。除非具備很深的定力，否則單靠個人力量，的確很難抵擋世俗的沖擊。而一個如法的僧團，就是抵擋塵世的一座堡壘。所以生活在僧團中，遠比獨自居於精捨更有利於修行。
而作為僧團來說，想要完全封閉起來，顯然也是不現實的。因為學佛的目的不只是為了自身解脫，同時還要利益社會，這就必須與社會保持溝通。但在面向社會的同時，要把握好開放的尺度，尤其要加強對電視和網絡的管理，必須在限定的時間、地點內對僧眾開放。
同時要進一步加強道風建設，通過戒律和禅修來提高僧人的自身素質。只要信心道念堅定了，就能明確作為出家人的本份和職責是什麼，自然也就有能力抵制社會的種種誘惑，從而自覺維護個人乃至僧團的純潔性。而這一點，正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
二、關於寺院的經濟來源
本刊記者： 寺院是個特殊的團體，少至幾人，多至幾百人。要維持數百人的生活，必須有相應的經濟實力作為保障。那麼，寺院的主要經濟來源靠什麼？
濟群法師： 在早期的佛教僧團，僧人們以乞食為傳統，物質生活非常簡樸。
而中國傳統的寺院，經濟來源主要靠信徒的布施。同時，寺院早晚普佛，為信徒消災或超度，也能獲得一些供養。除此而外，部分寺院還擁有作為寺產的土地，尤其是禅宗寺院，地處山林，僧人通過農業生產自給自足，農禅並重。百丈禅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名訓，便是禅家生活的典范。
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地處名山大川的寺院都成了游覽景點，這無疑大大增加了寺院的經濟收入。除經忏佛事和信徒供養比以往更豐厚之外，又增添了門票和服務行業的收入。寺院收入因此有了一定的穩定性，並獲得了經濟自主權。即使沒有信徒的供養，也能維持寺院的基本開支。
本刊記者： 法師剛才提到門票收入，關於這一點，曾經有不少人提出疑問，並以教堂不收門票作為例證。那麼，寺院為什麼要收取門票呢？這麼做是否會傷害到信徒的宗教感情？
濟群法師： 寺院收取門票的確是中國社會的特殊現象，但其中涉及到歷史遺留問題。十年浩劫中，只有一部分寺院作為名勝古跡保留下來，並轉入文物和園林管理部門，成為養活許多職工的國家單位。因此，收取門票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宗教政策落實以來，寺院雖被教界逐步收回，但大部分又作為旅游點而開放。這就需要招收大批工人以維護環境衛生及管理方面的工作，少則幾十人，多則幾百人。而寺院大多為古建築，每年都需要大量的維修資金。僅這兩項，沒有門票收入就無法維持。否則，寺院的旅游業恐怕也就無法展開。事實上，不僅是佛教的寺院，包括道觀、清真寺等宗教場所，往往也同時是開放的景點，也都在收取門票。
作為寺院來說，如果能夠將這樣的收入合理支配，除保障寺院維修等各項基本開支外，將多余部分用之於慈善和弘法事業，以此造福社會，那麼門票也算是用得其所。從另一方面來說，到寺院的有相當部分是游客，大多還沒有支持公益事業的覺悟，買一份門票也可作為間接的參與。

本刊記者： 因為旅游業的開展，寺院也成立了相關的服務行業，如小賣部及素菜館等等。作為出家人來說，是否可以從事相關的經營活動？　
濟群法師： 服務行業是旅游點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也是現代寺院所特有的。宗教政策落實之初，寺院剛從有關部門接收過來，管理工作尚未到位。於是部分寺院便讓僧人直接參與服務工作，這種現象至今還沒有完全杜絕，尤其是在一些內地寺院。如果僧人長期從事服務工作，僧寶的形象能建立起來嗎？而頻繁接觸社會，自身修行更會受到一定的干擾。因此，僧人直接從事服務行業，絕對是不合適的。
如果從方便大眾的角度出發，寺院成立一些相關的服務行業，由在家信徒來從事經營，倒也未嘗不可。同時，寺院也可將此作為弘法的一種方式，如以素食館來推廣素食，以佛經流通處來普及佛法，但決不能單純以盈利為目的。
本刊記者： 宗教用品是神聖的，《梵網菩薩戒經》明文規定“不得販賣佛像佛經”。之所以這樣要求，就是為了維護宗教的神聖性。可現在很多寺院都設有佛經流通處，把佛像、佛經當作商品一樣流通。這種做法是否違背了經意？是否有損於它們的神聖性呢？
濟群法師： 傳統的經書流通方式主要是捐款助印和結緣流通。佛像代表著佛寶，佛經代表著法寶，自然不能以世間的金錢來衡量，更不能作為商品來買賣。但捐款助印和結緣流通畢竟還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基本只能面向教內的信徒。設立佛經流通處，可以使更多的人有緣接觸佛法；而收取一定的工本費，也可以有更多的資金用於經書流通。再者，現代人有這樣的心理，對於免費贈送的法寶往往不知珍惜。所以現在的佛經流通，除免費贈閱的傳統外，也開始采取有償流通的方式。對有些人而言，佛經通過結緣的方式才能保有它的神聖性；對另一些人而言，唯有花錢請來法物才認為是有價值的。所以，我覺得關鍵不在於免費還是收費，而是看出發點在哪裡，看采用哪種方式的弘法效果比較好。只要目的不是為了盈利，不妨兩種方式都用。
本刊記者： 以通常的標准衡量，經濟獨立是個人或企業能否立足於社會的重要標志。那麼，僧團的經濟獨立，對於佛教的健康發展而言，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
濟群法師： 寺院的經濟獨立，在一般人看來似乎應該是件好事。有了穩定的收入後，出家人就不必為衣食操心，能夠安心辦道，寺院也有實力從事弘法事業。但我們應該認識到，經濟獨立並不是憑空而有的，而是付出了相應的代價。隨著旅游業的發展，僧人必須忙於應酬、接待、管理等各種相關事務，不僅影響到個人的修學，也影響到整個僧團的精神面貌。
另外，寺院的經濟獨立，也使得僧團擺脫了對居士的依賴。在以往經濟不獨立的情況下，僧團與社會乃是施主與福田的關系，這就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並促進了佛教的健康發展。台灣教界之所以能將弘法活動開展得如火如荼，甚至大有競爭之勢，經濟不獨立也是原因之一。只有弘法活動開展得好，寺院才能吸引更多信徒；而信徒多了，供養豐厚了，又能促進弘法活動的開展。相反，大陸的很多寺院經濟非常獨立。因為寺院擁有獨特的人文及自然資源，所以通過旅游及服務行業來獲得經濟收益，顯然要比開展弘法活動更直接、更簡單。於是從事旅游及服務行業反而成了某些出家人的基本職責，從而忘卻了出家人“弘法為家務”的本份。但需要警惕的是，長此以往，很可能使僧團失去教化社會的功能，從而喪失其不可替代的功用，成為一個世俗的團體。
本刊記者： 前面法師曾經談到，佛教要避免世俗化的傾向，現在又談到走向社會的問題。如何才能把握好兩者之間的關系呢？
濟群法師： 走向社會與世俗化是兩個問題。關於這一點，首先要明確的是，作為僧團的根本職責是什麼。也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才能在走向社會的過程中避免世俗化的傾向，而在保持佛教主體性的同時更好地服務於社會。
僧人不僅要追求解脫，更要擔當民眾的精神導師。正因為如此，僧寶是人間福田。僧伽布施信徒以法，施主供養三寶以財，這就使佛法有更多的機會普及到民間。而僧伽在接受供養的同時，也是在提醒自己對社會負有什麼樣的使命。在南傳佛教地區，佛教非常普及。過去我們總以為，小乘佛教只是自了漢而已，唯有大乘佛教才能普度眾生。事實上，在泰國、緬甸等地，佛教對社會生活的影響遠遠超過漢傳地區。究其原因，應該和僧團依賴於民眾的供養有相當關系。所以，僧團依賴供養而生存，對佛法的推廣具有非常特殊的意義。
本刊記者： 說到供養的問題，是否所有僧人都有資格接受供養？社會有按勞取酬的規則，我想知道的是，僧人在接受供養方面是否也有某種限定？
濟群法師： 在佛教中，比丘又名乞士，顧名思義便是以乞食為生：一方面是乞食以資色身，一方面是乞法以資慧命。而證得阿羅漢果位才為應供，即有資格接受供養的人。相比之下，凡夫僧為了資養色身，堪能辦道，當以慚愧心接受供養。
從另一角度來說：只要是真正追求解脫的出家人，就可以接受供養，因為他們已放棄世俗追求而獻身於覺悟之道。在早期的印度，各種宗教師大多奉行乞食的方式，而沙門乞食是倍受人們尊重的。但如果出家發心不正，不能住持並弘揚佛法，而又品德惡劣或貪著供養，這種人就沒有資格接受供養。
本刊記者： 經忏佛事也是許多寺院的重要收入之一，和接受供養的不同在於，它往往帶有明顯的商業色彩。據說在某些地區，甚至有人假扮僧人從事此項業務，可見市場需求很大。不知法師是如何看待這一現象的？
濟群法師： 經忏是誦經和忏悔的結合。佛教傳入中國後，祖師大德們依據大乘經典中的忏悔法門編寫了很多忏法，以此作為個人修行的前方便。因為罪業不曾忏淨之前，修行過程中往往會出現障礙。其後因民眾的需求，經忏也逐漸開始用於為他人祈福消災或超度亡靈。這本是僧人回饋社會的一種方式，並非貿易關系，更非生財之道。
但隨著這種需求的普及，經忏也逐漸變質。教界還出現了專門從事經忏活動的經忏僧、經忏道場，以此謀取利益。久而久之，不僅會荒廢自身的修行和道業，還會在不知不覺中沾染商人習氣，甚至由追求解脫轉向追求金錢。經忏道場多半道風不好，僧人腐化現象也非常嚴重。所以說，將經忏作為明碼標價的貿易活動，是違背佛教精神的。
三、寺院經濟的合理使用
本刊記者： 現在的寺院顯然比以往富有多了，那麼這些財富的所有權應歸屬於何人？在經典中有沒有關於這方面的規定？
濟群法師： 寺院的財物通稱三寶物，也就是屬於三寶所有，分別為佛物、法物、僧物。佛物是佛陀在世時信徒供養他老人家的，只有佛陀本人才有資格享用，現在則可用於莊嚴佛像；法物是用於佛法的流通；而僧物則是用於僧人的生活。在戒律中，又把僧物分為四類：一是常住常住，屬於僧團的固定資產，如房屋和土地，僧團中的任何僧人都有權享用；二是十方常住，屬於十方僧人所共有，如衣服、糧食、用具等等，十方僧人都可以享用；三是現前現前，是指施主指定了供養范圍的物品，只有在此范圍內的僧人才可以受供；四是十方現前，也就是施主並未有具體限定，只要在場的僧人都可接受這份供養。中國的寺院也稱為十方叢林，也就是說，僧團的財產屬於十方僧人共有。只要你是合格的僧人，就有權參加任何僧團的活動，有權享用任何僧團的財物。但有一點需要明確的是，對於寺院的財富，任何僧人都只有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都不能將之占為己有。
本刊記者： 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情況，比如某位出家人通過個人努力修建了一座寺院，或是從師父那裡繼承了寺院，他們能否獲得寺院的所有權？據說在海外，一些寺院就屬於個人名下的財產，並得到了法律的認可，甚至因此而出現了買賣寺院的現象。不知這種情況是否如法？
濟群法師： 無論通過什麼方式建成的寺院，都應屬於十方所有。個人以任何名義占為已有，都屬於盜用常住物，罪過是很嚴重的。佛陀在世時度化了很多長者，他們信仰佛教後，將大量土地和精捨布施給僧團，供僧人修道之用。所以，作為僧團可以很富有，但它屬於十方僧人，而不是某個僧人。過去，十方叢林的住持往往是定期更換的，三年或五年一任，或通過前任方丈指定，或通過十方選舉產生，一般不會發生個人占有寺院的情況。
但中國除了十方叢林之外，還有一種子孫寺廟。寺院住持由師徒間代代傳承，類似於古代的家族制度。而僧人繼承一座寺院，或通過個人努力修建了一座寺院後，寺院財物似乎也成了寺主的個人財產，現在海外很多寺院就有類似的情況。如果有一天，寺主不想過出家生活了，甚至可將寺院通過法律程序出賣或轉讓。即使這種做法能得到法律的認可，但卻嚴重違背了戒律的規定，絕對是不如法的。
本刊記者： 雖然寺院財物不屬於個人所有，但作為一個寺院的住持，是否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任意處理這些財物？換句話說，在使用財物的問題上，戒律中是否也制定有相關的原則？
濟群法師： 如果是供養的財物，首先要考慮施主而不是住持的意願。施主希望將其用於寺院建設，那麼就應用於寺院建設；施主希望將其用來齋僧，那麼就應用來齋僧。不可隨意違背施主的願望，如果確實需要作出一些調整，也要事先征得施主的同意。
財物的合理使用是一件大事，許多團體的矛盾乃至貪污腐化，都是因為財物分配不均引起的。佛陀深知眾生的貪著所在，因而在戒律中就財物問題作了非常詳細的規定。比如在接受信徒的供養方面，哪些東西可以接受，哪些東西不能接受；而在財物的擁有上，僧團可以擁有哪些財物，個人可以擁有哪些財物等等。此外，僧團的財物要平均分配，“六和精神”中有一條是“利和同均”，說的正是這個問題。當然，僧團也講究長幼次第，要優待年高臘長及德高望重的人，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相應的差別。
本刊記者： 在企業中，財產主要用於維持企業的運轉和再發展。僧團又是如何支配它的財富呢？是否也會涉及到再發展的問題？
濟群法師： 僧團的財富首先應用於僧人的基本生活，如衣、食、住及醫療等基本保障；其次是寺院的維修及設施的健全。至於發展，我認為應當大力開展弘法及文化教育事業。佛教能否得到普及推廣，能否健康發展，關鍵在於有沒有住持佛法的人才。自解放以來，佛教人才就已出現斷層，所以教界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來發展教育事業；同時積極開展佛法普及工作，因為社會是提供僧才的土壤。在經濟力量許可的情況下，還可以致力於慈善、環保等公益事業，協助政府開展精神文明建設。
本刊記者： 但在人們的傳統觀念中，一向都是僧團接受社會的供養。如果將僧團的財富用之於社會的慈善事業，是否符合戒律的精神？
濟群法師： 佛教有聲聞乘和菩薩乘之分，兩者身份不同，要求也不同。聲聞乘所發的是出離心，以追求解脫為目標，少事少業為原則。所以在聲聞的戒律中，比丘依乞食為生，身無長物，生活所需都來自十方供養。他們擁有的只是對法的追求，自然也不會有多余的財物布施給社會。而僧團的財物，都是施主供僧人修道所用，本身有明確的意願，不便挪作他用。再者，供養出家人的財物，普通人也沒有福報去消受。從這幾方面來說，僧物的確不可用之於社會。
但菩薩所發的是菩提心，是以自利利他為目標。所以菩薩要多事多業，多希望住。在菩薩道的六度四攝中，都是以布施為首，包括法布施和財布施。以往寺院經濟不能獨立，自顧尚且不暇，自然也就沒有救濟社會的能力。而佛教存在的意義，關鍵還是以法布施，開示迷蒙，所以也就不鼓勵僧團致力於財布施。長期以來，漢傳佛教雖然弘揚的是大乘，但僧人的修行生活還是受到解脫道的影響。所以在很多僧人的觀念中，總認為僧團的財富不應用於社會。但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僧團已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如果在維持僧眾生活和開展教育、弘法事業之外，還有能力以實際行動救濟社會，我認為，這麼做完全符合大乘佛教慈悲濟世的精神。
四、僧人的經濟生活
本刊記者： 在《從戒律看原始僧團的管理體制》一文中，法師曾經談到“僧人是無產者”的問題。過去有句口號叫做“無產階級最光榮”，但改革開放後，僅僅是幾年的時間，人們就將生活目標轉向了有產階級。對於僧人來說，為什麼要自覺選擇這種“無產者”的生活方式？
濟群法師： 出家是對私欲占有的勘破，是對世俗生活的放棄。所以，僧團雖然可以很富有，但僧人本身還是要奉行簡單的生活原則，這包括物質生活和人際關系兩個方面。因為豐厚的物質生活和復雜的人際關系，都容易使我們產生染著的心理。所以，佛陀對僧人能夠擁有的財物有一定之規：如三衣一缽，日中一食。雖然時代不同了，僧人的物質生活早已超過了這一標准，但還是要以簡樸為原則。因為無產，也就不會有由此而來的牽掛和得失，避免了很多無謂的煩惱。
本刊記者： 據說現在有些僧人還為自己購買保險，這是因為“無產”帶來的擔憂嗎？過去的僧人“一缽千家飯”，簡單到幾乎一無所有，為什麼反而沒有生存的擔憂？
濟群法師： 這多少也是受到社會的影響。社會從原有的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這種轉型帶來了競爭，帶來了變化，也帶來了壓力。於是很多人紛紛購買保險作為養老保障，包括個別出家人，也擔心將來生活沒有保障，於是就有買保險、買精捨的現象出現。
是否現在的僧團已不能給出家人提供生存保障？或者說，出家人應以什麼作為保障？過去叢林中有句話叫做“生歸叢林，死歸塔”，生死的歸屬都解決了，還有什麼可以擔憂的呢？從前的僧人雖然生活清苦，但他們真正關心的只是道業能否成就，因而不會有其他後顧之憂。所以，我認為，既然選擇出家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就應以修學佛法為重，而不必像社會上的人那樣考慮生計問題。當然，有些擔憂是可以理解的，現在部分寺院對老年僧人照料得不夠細致，難免使一些年輕僧人對未來產生擔心。
本刊記者： 為了出家人能夠安心辦道，教界是否有必要建立一些相應的保障制度呢？
濟群法師： 作為寺院來說，應盡力為僧人提供如法的修行及生活環境。此外，教界最好建設一些佛教安養院，既使老年僧人得到應有的照顧和醫療保障，也能為部分老年信徒提供服務和臨終關懷。過去的寺院有如意寮，就是用來安置患病的僧人，使其得到應有的調養。
不僅如此，僧人在不同階段還需要不同的關懷。對於年輕僧人，應為他們創造良好的學習條件，尤其是沙彌和新戒比丘，這關系到他們能否成長為合格的僧人。對於管理階層的僧人，每年則應安排一段時間讓他們退下來靜修或外出參學，一方面能使他們調節身心，一方面也能使他們有機會提高自己。
五、商業經濟中的信仰問題
本刊記者： 很多佛教徒都認為造大佛、蓋寺院的功德最大，以致各地蓋廟成風。法師又是如何看待這一現象的呢？
濟群法師： 在十年浩劫中，寺院的建築和佛像都受到毀滅性的破壞。所以在一定時期內，大力恢復寺院建設是非常必要的。但今後的任務應著眼於人才培養和弘法事業，這才是佛教的內涵所在。如果無視對佛學的繼承，對佛法的弘揚，寺院就會成為沒有靈魂的軀殼，道場就會成為旅游參觀的景點。結果可想而知：寺院雖然越來越莊嚴，佛教卻越來越世俗。
在經律中，明確規定出家眾的根本是修行並住持正法，而修廟造塔則是護法居士的職責，以此培植福德。如果出家人熱衷於福田，乃至發展旅游，豈非本末倒置？事實上，正是在這樣的錯誤觀念引導下，信眾也往往只熱衷於蓋廟造大佛，而不重視對弘法事業的參與。所以，教界應對信徒和社會大眾善加引導，讓他們認識到開展教育和弘法的重要性。

本刊記者：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興起了引進外資的熱潮。據說此項舉措已波及教界，也就是由企業參與寺院建設。當然他們的目的和信徒不同，只是作為一個項目來投資，希望以此獲利。從寺院這方面來說，在募集資金困難的情況下，能否采用這樣的方式來建設寺院？
濟群法師： 企業投資蓋廟，的確是新生事物。將修建寺院當作一種商業行為，大概也只有在今天，在這個一切都可以成為商品的時代才會出現。這種現象實在太特殊了，特殊到在戒律中還找不到相應的規定。自古以來，寺院都是信眾無償捐建的。他們基於對佛教的信仰，基於對三寶的熱忱，捐資蓋廟供僧伽用功辦道。僧人生活在寺院中，只需專心修行或弘法，不必考慮寺院的收入是否可以收回投資。再者，寺院應屬於三寶所有，如果有企業參與其中作為股東，他們又算是哪一寶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只想說兩點：首先，商人投資蓋廟，將其作為商業行為來操作，是對宗教神聖性的玷污；其次，作為教界，我們寧願寺院蓋不起來，也不能走這條路。所以，此風不可長！
本刊記者： 隨著社會的多元化，人們對命運越來越感到難以把握，於是看相算命之風又卷土重來，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尤甚。由於民眾對佛教的無知，使得許多人將出家人視為相士，的確也有些出家人乃至寺院都在從事這一行業。這種做法是否違背戒律？或者也是弘法的一種方便？
濟群法師： 曾幾何時，算命看相被斥為封建迷信活動而幾近絕跡。但近年來，在民間大有復興之勢，很多人趨之若鹜。於是有些僧人便投其所好，將算命看相作為創收之舉。事實上，佛經中明文規定出家人不得為人算命看相，尤其是通過算命看相來謀利，是屬於邪命的范疇，即不正當的謀生手段。當然，若不是以獲利為目的，而是將此作為弘法的方便，通過佛法來說明命運的前因後果，從而引導他人止惡行善，引導他人學佛，又另當別論了。
本刊記者： 現在來寺院燒香拜佛的人很多，但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帶著個人私欲來祈求佛菩薩的保佑。用法師的話來說，就是和佛菩薩做生意。如果帶著這樣的功利心來禮佛，能否解決他們的問題呢？
濟群法師： 今天，生活中不確定的因素越來越多。過去能夠影響生活的因素，可能只局限於人們所在的村莊。隨著全球化的到來，世界任何角落發生的事情，都可能改變我們的生活。9·11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若是古代，遠在美國發生的事情，對中國人來講至多只是個故事。現在的情況卻不同了，9·11事件對世界經濟造成的影響是眾所周知的，當然也包括中國。所以，今天的人對前途往往感到很茫然，於是希望在宗教中尋找依賴。拜佛燒香的人裡，大多帶著強烈的功利色彩，為了保平安、求發財，為了事業順利、家庭和睦。當然，這種心情我能理解，可我不希望他們只是停留在這個層次上。
我們祈求菩薩保佑，得到的只是外在環境的改善，但一個缺乏智慧的人，即使改善了生活環境，一樣還會有很多煩惱。所以，擁有處世智慧，提升心靈素質，才是最根本的。而佛法的作用恰恰就在於幫助我們提升心理素質，建立智慧的人生觀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使我們不論生活在任何時空都能沒有煩惱，都能不受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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